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研究》：　　二 始终面向多元世界的差异性共存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人类作为一个总体，既充满差异、矛盾、冲突，同时也具有统一、合作、和谐的因素和趋向，有着共同性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种稳定的人群集合体。从现实属性来看，共同体是共在世界的实体性形式，共在既是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也是其公共属性的发生学根据。在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和要素中，共在首先指的是多元主体的共在，具有差异性和个性的多元主体需要彼此共存共在于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共同体中，使共同体的共在内在地聚集着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既结合又紧张的关系，它们构成共同体的客观基础和现实内容。“无论是从社会共同体的共在状态还是自我生长过程来看，社会共同体都不过是其内部具有公共性质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经过一定的交互作用后形成的相对平衡的过程或状态”。这种差异性共存呈现出共同体的和谐状态，其本质上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对此，不同的文明观有不同的诠释。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化发展的共存与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多元差异与整合统一并存的复杂场域中，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异质文明间的冲突与博弈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内蕴着高风险的文化原型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需要解决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南北发展利益的冲突等。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纠正西方“普世文明论”对人类文明的权杖及其发展向度的误认？在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然而又不得不休戚与共的世界，人类发展的多元化与差异性如何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和谐共存？如何在追求共同价值的同时保证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和文化追求？简言之，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实现差异性的共存？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的多极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已然成型，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的多元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的进程中。亨廷顿指出：“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忽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凸显了西方的一厢情愿和西方发展历史的极度自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西方中心地位日渐衰落，西方的“普世价值”陷入普遍困境，文明形态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多极化并积极开展东西方文明对话，这是当前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意识到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从西方主导的控制一从属模式转向多文明体系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平等参与，进而提出并践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人类交往范式，乃是人类多文明体系之间的共同历史使命。”在新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融合互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文明发展的价值图景，拓展了文明发展的视野和道路，文明的和谐互鉴、意识形态的多元包容、价值的共生共享正在成为当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类存在的*高层次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了世界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在尊重国家利益、承认民族差异性的前提下，认清各民族国家之间共生共存的本真状态，坚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选择上寻找*大公约数，通过平等协商、沟通对话、包容互谅、合作共赢化解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达成价值共识，实现集体行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合作的差异性共同体中，共同性与存异性价值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价值秩序的重要内容。然而，就价值逻辑所关涉的结构性张力性而言，基于整体性世界和“类”思维而形成的人类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与多元化、差异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等既不相悖，也不矛盾。基于本体论意义上人类共生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限度地实现了差异中的共存共融、互利共生、合作共赢。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并不是以共同的文化或文明为基础的共同观念，而是各民族国家差异性共存、共赢性合作所必需的行为共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而达成的各个国家意愿的*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能够为不同国家接受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大限度地消解共同体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国家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德国著名政治家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指出：“决定21世纪世界发展进程的因素是：有关各方是否都能致力于全球合作、宽以待人和在不同文明之间实行对话；是否都能理智地看到，只有以所有各方的利益为政策取向，才能*好地体现所有各方的利益。惟有平等合作、而非寻求优势，才能避免世界罹受全球争斗之难甚或陷入全球或区域对抗的危险境地。”为此，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总体文化，建构起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和各行为体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规范、准则和制度，以实现多元文化框架下对一种整体性的渴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差异性共存正是人类生存发展方式的理性价值选择，以此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既能使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能*大限度地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从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开启了人类新型文明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通过打造诸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促进文明多样性平等对话、多元多向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扩大人类的共同视域和互动空间，承担起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的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