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评传(第五版)

《海子评传》文摘 五??｜雨水中的草原与麦地 1.追随：高原腹地的三幅风景 地理再次作为一种宏大的精神场景，凸现在海子的创作中。 随着精神心灵对北方腹地的深入和在长安空间中的盘桓，海子在“玄武”这个密码上关于土地与水之总体关系的探究，已于他的三部长诗中实现了接近穷尽性的表达。此时，他的心中已逐渐明晰了另外一重地理场景，并不断地向它趋近。这一场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兰州后叉开两条路线，或经西宁、青海湖、格尔木；或穿河西走廊，经敦煌又向西南弯向格尔木，然后，在渐行渐高的大地地幔，踏上青藏高原腹地。 海子以他1986年的一系列短诗，向我们表明了他此间一次浩瀚的远旅。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中诸多散乱的地点：青海湖、祁连山、敦煌、额济纳、黄金草原，被蒙古族人称之为“青城”的呼和浩特以及西藏等地拣选出来，然后加以排列组合，便大致上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旅行线路——首先是乘火车从北京直达青海的西宁，继而乘汽车——西宁→青海湖→格尔木→西藏拉萨——这是他的进入路线。折返线则似乎更为浩瀚，并且有着浓重的漂泊色彩。其线路大致为：拉萨→格尔木→当金山口→敦煌→嘉峪关→内蒙古阿拉善高原西北角的额济纳→包头→呼和浩特→北京。这次远旅的时间，大致上是在1986年的七八月间，亦即这一年的暑假期间。 而我们从这一线路上不难看出，海子此番远旅的三个主要文化地理目标：青藏高原，敦煌，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草原。 海子此前和此后的诗歌中有大量迹象表明，他对于这三个目标一直魂牵梦萦。那么，这三个地方又有什么呢？ 从*直接的原因上说，这三个地方在1986年之前，已产生了昌耀之于青藏高原，杨炼之于敦煌文化枢纽，张承志之于蒙古草原，这样三种诗歌和文学艺术类型。 在外界看来，这大约是三个互不关联的诗人和小说作家，而在海子的眼里，他们则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之外的游牧文化，亦即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那种具有大地品质的写作，联结起来的三位人物。 身居青海的诗人昌耀，在结束了青藏高原上长达20多年的“流放”生涯后，于1979年开始，先后写出了《大山的囚徒》《山旅》《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带有自传性质的，生命苦难与高原魂气合一的长诗；写出了《河床》《圣迹》《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旷原之野》《巨灵》《牛王》等将此在的现实生存、民间场景置于历史大时空的，为高原精神和形体造型的诗篇；写下了《驻马赤岭之敖包》《风景：湖》《鹿的角枝》《月下》《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等精粹的西部自然抒情短章。关于青藏高原或者说包括了敦煌和天山板块的中国西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像昌耀那样，以苦难的生命经历和深刻的文化感应写下如此逼近大地本相的作品。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昌耀作品价值和内蕴的体认，除了牛汉、邵燕祥、张承志、周涛等部分富于西部文化感应力的诗人作家外，他的知音或他诗歌的激赏者，又恰恰来自79级前后的一大批青年学院诗人，以及部分青年先锋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诗歌的读者圈子，与此后海子诗歌的读者圈子，既有相异的部分，但在很大成分上则是重合的。对于骆一禾这位艺术鉴赏目光超群的青年诗人来说，除了大学期间激赏北岛的诗歌，并以之为选题书写了长篇毕业论文外，他此后在当代诗界*看重的诗人，便是昌耀和海子。1988年，骆一禾与张玞在《西藏文学》上关于昌耀诗歌的《太阳说：来，朝前走》这一长篇评论中写道：“……我们必须说出长久以来关注昌耀诗歌世界而形成的结论：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如果说，大诗人是时代因素并体现了它的精神主题和氛围，那么，我们当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