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社会学导论

代序：阿多诺与音乐美学朱立元 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代宗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阿多诺190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母亲是职业歌唱家，姨母是钢琴家。在母亲和姨母的音乐教育与熏陶之下，阿多诺从小掌握了大量的专业音乐知识，并练习钢琴和作曲。他和凯倍尔一样，本来是希望走上音乐之路，做一名音乐家的，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终其一生也难以攀上音乐的顶峰，所以还是走上了正规大学的学术之路。1922年，阿多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主要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在此期间结识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学术大师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924年21岁的阿多诺以《胡塞尔现象学中事物的意向之先验性》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年以后，阿多诺在维也纳跟随“新音乐”派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nberg）的学生贝尔格（Alban Berg）、韦伯恩（Anton Webern）等人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1931年阿多诺以论文《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编外讲师身份，次年，为躲避纳粹，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继续学习和研究。1938年，阿多诺受霍克海默邀请来到美国，随后加入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年成为助理所长。1949年，阿多诺重返德国，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音乐社会学访问教授，并与霍克海默一起重建社会研究所，1950年任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接替霍克海默任所长，一直到1969年在瑞士因心脏病去世。阿多诺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涉及哲学、社会学、音乐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学术全集多达23卷，其中涉及音乐的达16卷。代表性的著作有：《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与霍克海默合著，1947）、《新音乐哲学》（1949）、《音乐社会学导论》（1962）、《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遗著，1970）等。 阿多诺一生对音乐情有独钟，对音乐的美学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除了哲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阿多诺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音乐的理论研究中。总体来看，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流行音乐的批判和对严肃音乐的肯定。这两个方面也深刻体现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即通过艺术否定和批判社会现实。其实，阿多诺早在1932年发表的《论音乐的社会情境》中就按照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把音乐分为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种类型，前者代表着商业社会中例如爵士乐、轻音乐等流行的音乐形式，而后者则意味着与商业社会及其流行音乐相对立的诸如新维也纳音乐等严肃的音乐形式。阿多诺在其后来的《新音乐的哲学》《音乐社会学导论》等著述中，基本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例如，在《新音乐的哲学》的“序言”中，阿多诺自认为该著作更适合作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一书的附录”。由此可见，贯穿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始终的，与其说是对音乐本身的欣赏，不如说是通过音乐艺术表达其哲学、社会学思想。 阿多诺一生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与文化工业，都是阿多诺哲学、美学、艺术沉思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考量。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者，阿多诺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与艺术思想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批评与否定哲学的色彩：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批判文化工业对于艺术的格式化、标准化；另一方面又反复论证高雅文化的意义与价值。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集中批判，始于1938年避难于美国时所写的《论音乐的拜物教性和听力的退化》一文，在该文中，阿多诺试图借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美国“文化工业”社会下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对听众感知能力的影响。阿多诺发现，“文化工业”中的音乐消费实践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它严重破坏了传统音乐，并“在听众和音乐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彼此异化的病变”，即“人的意识和精神是与此同等地受损的”。后来，阿多诺在1941年《论流行音乐》中，从流行音乐的生产机制上对导致这种“病变”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连防止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标准化的”，正因为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机制，使得流行音乐在细节与架构上都趋于同质化，以至于在流行音乐内部，“位置是绝对的，每一细部都是可以替换的；它的功用就好像是机器里的一个齿轮”。而与齿轮化的流行音乐批量生产相对应的，是伪个性化的音乐创作，以及被消费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的普通大众。阿多诺分析指出，即便是爵士乐的即兴创作，表面看起来是一种个性化的音乐表达，实质上这种即兴乐中的节拍与和弦仍然是标准化的产物。与此同时，流行音乐也切合了商业社会中大众对闲暇的需求，即通过容易听得懂的流行音乐逃避枯燥的现实。然而，“由于音乐结构上的标准化旨在标准化的反映，所以听流行音乐不但要受到推销商的操纵，而且还有受到这种音乐本身固有性质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来作为自律性艺术的流行音乐却完全服务于呈现总体性的商业社会，体现着商业社会的同一性本质，因而也可以说，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流行音乐本质上是一种他律性的艺术，受其影响的大众自然丧失反抗总体性社会控制的意识。对此，阿多诺在《音乐社会学导论》一书中，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研究有关音乐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进一步对流行音乐进行社会学上的批判。通过阿多诺的分析，可以看到，几十年来流行音乐在制作模式上几乎不会改变，它们“不过是把材料硬塞在已预制好的同样的空罐头里充作商品出售罢了”，而习惯这种音乐的听众“都会不自觉地勇气机械性的反应，事实上，他们的情感在这种音乐里已经预制好了，没有自我酝酿的机会和可能”。阿多诺上述对流行音乐商品化、标准化的一系列批判是十分深刻的，至今没有过时。由此，他把问题聚集于：音乐如何抵制“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消费逻辑和商业文化。阿多诺认为，“音乐的哲学今天只能是现代音乐的哲学”，而他所谓的现代音乐，即是以勋伯格、贝尔格为代表的新维也纳乐派。他认为，新维也纳乐派的现代音乐是在音乐领域抵制文化工业的正面力量。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新维也纳乐派对现代音乐的主要贡献在于创立了十二音体系。这种新音乐来自勋伯格对音乐技法的改革，他将瓦格纳（RWagner）浪漫主义传统的半音化调性体系改造为无调性的十二音技法，彻底突破“传统音乐中那种固有的持续性、动机、主题的展开，完整、延绵的旋律结构，音乐中常规的逻辑发展等等都受到剧烈的冲击和破坏，形成强烈的两极对照”。阿多诺在年轻时代所接受到的音乐熏陶正是这种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新生事物，由此，他极力推崇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当然，与对流行音乐的考察一样，阿多诺不仅从音乐学的角度对无调性音乐进行评论，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这种音乐的社会批判功能。事实上，与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相对，阿多诺在《现代音乐哲学》一书中，还讨论了现代音乐的另一类代表，即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新古典主义”音乐。而这种音乐看重的恰恰是调性在音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说：“调性体系或极性中心是为了使我们安排有序，明确地说，就是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创作的努力获得成果。”然而，阿多诺指出，“商业社会本身的运动强调总体性，要求调性因素在*基本的功能水平上与社会的运动相适应”，例如，“维也纳古典主义的和谐——经过痛苦牺牲才得到的和谐，和浪漫主义的奔放和憧憬，都已作为家用饰物投放市场” 。这也就是说，调性音乐在功能上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已经沦为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而勋伯格的无调性的十二音体系有着“实现自己的启蒙原则，不理睬文化工业装模作样的天真，成为工业所追求的全面控制的对立面，由于真实而遭排斥”。正是在无调性音乐遭到社会排斥的地方，阿多诺看到了这种音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价值和意义，因为“对于阿多诺来说，是否具有否定性的内涵，这是他评价现代音乐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标准”。阿多诺始终认为，音乐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当音乐受到总体性社会的束缚时，自律性就起到抵抗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商品化的生产逻辑下，音乐的自律性显得更加重要，越是自律性的音乐，就越能体现出对他律性的反抗。无调性音乐尽管在审美上表现为对旋律与和声的破坏，呈现出混乱和断片的样式，但是这种形式却打破了工业化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个人的控制，以不妥协的先锋姿态抵制商业化的音乐消费实践，可以说，无调性音乐起到了以其极端自律性的美学样式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目的。这一从音乐审美特质本身出发，对总体性现实社会商业化逻辑的深刻批判，体现了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的独创性和独特性，值得我们细细地体会和领悟。 《音乐社会学导论》是阿多诺重要的音乐哲学美学论著，也是阿多诺1961年到196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音乐社会学》课程的讲义。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的同时，阿多诺应当时电台的邀请就音乐的类型、功能、接受，以及音乐内部的歌剧、室内乐、乐队和指挥、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包括音乐的民族性、大众性等分专题进行讲座播出，所以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曾经为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在音乐讲座节目中播出。因而，这部著作的刊发形式与其教学和广播讲座的特定要求有密切关系。 本书是Von Theodor WAdorno：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的全译本，由梁艳萍、马卫星、曹俊峰共同合作首次从德文翻译出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照了《音乐社会学导论》的日译本、英译本和俄译本，并从中借鉴了相关的词语解释，既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和学术质量，又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我相信，这部译著的出版，将有助于学界对于阿多诺音乐美学，以及他整个美学思想研究的深入，也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中译本。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三位译者的辛勤劳动！ 姑以此一小文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