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贝克特(知人系列)

贝克特笔下的伦敦是一个奇怪又醒目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对待作家和对待城市一样，必须把他们的不同片段拼凑起来，同时勾勒出更有代表性的特征。1922年后，爱尔兰南部新教徒大量外流，爱尔兰新教文化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新教徒所遭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上的巨大损失，也导致工作上的歧视和逼仄。唐纳德·阿肯森（Donald Akenson）的研究表明，1911年至1926年间，爱尔兰南部有三分之一的新教徒离开了爱尔兰。贝克特就是在都柏林郊区一个富裕但新教徒日渐稀少的社区长大的，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新教徒外流的现象。1933年，他自己也成为出逃英国的一分子。 这一点也不奇怪。1922年后，与其他国家移民英国的人相比，爱尔兰人更有优势。根据1921年《英爱条约》，爱尔兰人保留自由进入那个古老殖民国家的历史权利，即使在没有签证或工作许可的情况下。不过，不像19世纪移民选择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地区，新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喜欢落脚伦敦及相邻各郡，如《莫菲》里描述的那一两个地方。这里不仅是英格兰*富裕的地区，而且也是英国保守派和中产阶级传统的堡垒，因此更适合英属殖民阶层的避难者。19世纪，爱尔兰去英国的移民主要是穷人和工人阶级；反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个更上流的移民阶层”涌起，他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 然而，如果爱尔兰新教徒移民东道国时，仍然带着他们在原爱尔兰社会和文化地位里长出的期待，那么这些期待多少会被粗暴打破。虽然爱尔兰新教徒在爱尔兰时便长期认同英国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或将他们视为志趣相投的同胞。去英格兰时，新教徒自认为是英国人，然而一旦踏上英国国土，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终究是爱尔兰人。更甚的是，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在英国都可能被刻板印象审视，这种刻板印象由来已久，英国人普遍对“爱尔兰人（the Paddy）”抱有一种随意的蔑视。乌尔坦·克劳利（Ultan Crowley）说，1922年至20世纪40年代，反爱情绪在英国尤其盛行，是英爱战争和爱尔兰独立的遗留问题。那些爱尔兰移民，无论他们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要一开口便身份可疑，根本没有现成的新英国人身份给他们。这种敌意并不区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英国人基本上免疫于对任何区别对待的诉求。对英国人来说，爱尔兰人都如同莫菲：这可能正是贝克特给他那不寻常的主人公取这么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天主教名字的原因之一。 贝克特分享了他作为新教移民在伦敦生活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得到相对不错的恩惠。麦格里维在国王路附近的波尔顿广场（Paultons Square）给他找了一个住处。这件事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偶然：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伦敦切尔西区聚集了大量爱尔兰人。同时，贝克特离一个即使不算高贵，但至少也令人尊敬的社会环境并不遥远。例如，麦格里维本人就与海丝特·道登（Hester Dowden）比邻而居，海丝特的父亲是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曾任爱尔兰自由联盟秘书长、爱尔兰工会联盟副主席，至1913年去世时成为圣三一大学*杰出的文学教授。贝克特偶尔会和海丝特在夏纳步道（Cheyne Walk）的花园里演奏钢琴二重奏，那里有茶杯、哈巴狗和暹罗猫。这个画面耐人寻味。同样，他去伦敦也受益于新中产阶级的灵丹妙药——精神分析，贝克特的母亲付费让他接受治疗。他的分析师是威尔弗雷德·拜昂（Wilfred Bion），一位个性独特、聪明出众的绅士，有殖民地生活背景，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此外还曾积极参战。二位先在塔维斯托克（Tavistock）诊所会诊，然后转去知识分子阵地——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他们相处融洽且不拘礼节，经常会面。像对罗德莫斯布朗一样，贝克特也给拜昂取了一个外号。 因此，贝克特在伦敦的社会环境与他在都柏林所享受（或未能享受的）社会环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在伦敦的另外一些经历却将他推向典型的移民困境。例如，在1932年的伦敦之旅中，他租住在卫生状况不佳的地区，这里可能会让爱尔兰移民不适，尤其因为房间设施与都柏林房间标配不同。1932年贝克特开始有几分认同移民应优先考虑经济的观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拜访了一些机构，且如他本人所说，“卑躬屈膝地”讨好编辑和出版商，尤其讨好其中的爱尔兰人。他也多次遭拒，或遭遇那些他说“让那些油嘴滑舌的伦敦人后悔去吧”的糟心事。 如果说伦敦似乎并不友好（对乔伊斯也如此），那么贝克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对历史悠久的伦敦不感兴趣，认为伦敦塔索然无味，也不喜欢圣保罗教堂（St Pauls）内部那种自命不凡的民族调性。他引用蒲柏（Pope）描述“伦敦纪念碑”的诗句［蒲柏在《道德论》（“Moral Essays”）书信三里提到的纪念碑］，却将其形容为一个抬起头来的魁梧恶霸，而蒲柏远远想不到这一层意义。这并不是贝克特唯一一次把伦敦和权力、恐吓联系在一起。他憎恨这座城市，尤其憎恶那肆意弥漫的无意识的种族主义，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常常不得不因此委身屈抑。贝克特后来管这叫“Muttonfatville”，即对人类苦难麻木不仁。这不足为奇，伦敦的爱尔兰人倾向于自我封闭，并在大社区里组建小团体，将自己与周围的英国人隔离开来。贝克特在伦敦的朋友，无论男女，都是爱尔兰人。 因此不出所料，在伦敦，贝克特不仅孤独，而且还喜欢怀旧。他于1932年来到这座大都市，很快就加入有关德·瓦勒拉的讨论，德·瓦勒拉当时也在伦敦。整个1934年，爱尔兰一直是贝克特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在移民英国的爱尔兰人里司空见惯。他们不认为自己像那些移去美国或澳洲的人一样，在地理和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决裂。他们更方便往返于来源地和东道国文化之间，从而获得大量“与祖国持续互动”的机会。即使不能亲临故土，他们在精神上也亲睐着故土，并且由于他们四周萦绕着毫无风度的偏见，故土依恋愈益加重。 尽管贝克特可能有过回爱尔兰的念头，他却并不打算果断又彻底地去实践。拜昂为他所做的精神分析，使他逐渐脱离母亲的影响，也将他与母亲争执不下的问题悬置了起来。有趣的是，当贝克特的母亲于1935年前来探望时，贝克特送给了她一件贴心的礼物，即一趟参观“美丽集镇和大教堂城市”的汽车之旅，让她远离英国。但这个（甩脱）计划并未实现，*后体现在了贝克特**部主要小说《莫菲》的创作背景里。1935年8月，贝克特在伦敦住处开始创作《莫菲》。然而，同年圣诞节，他患胸膜炎，又回都柏林由母亲照料。他在库尔德里纳宅邸布置了一间卧室作为书房，在那儿，他收集起都柏林和伦敦的藏书，*终如期完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