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学范式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下： 近代哲学已然按照笛卡尔设置的方法论方案向前发展，并且已经得出了笛卡尔自认为极有可能达成的那种*终结论。这种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尚属于假设的哲学“终极状态”（Endzustand），将会按照笛卡尔在《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设置的四条原则作为标准来定义，尤其是按照**条原则的要求，即纳入判断中的一切给定事物（Gegebenheit）都要有清晰性和明确性。与这种完备的客观性理想相对应的是术语的完美无缺，此类术语旨在以定义明确的概念来领会事物的存在与精确性。在哲学的终极状态中，哲学语言将是纯粹和严格“概念性的”（begrifflich）：一切“能够”被定义，因此一切也“必须”被定义；不再有任何逻辑上“暂时的”东西，就像不再有任何“暂时的道德规范”（morale provisoire）。这证明了，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譬喻性（übertragen）言说方式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暂时的，而且会合乎逻辑地发生转变；它们在功能上只具有过渡意义；在这些譬喻性言说方式中，人类心灵急匆匆地赶在了应该担负的责任之前，从而成为一种“鲁莽”（précipitation）的表达，这正是笛卡尔在其**条原则中要规避的。
然而，当哲学到达*终的概念状态时，它也就不得不放弃那种对其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的有理有据的旨趣。从*终术语的完备性来看，概念史（Begriffsgeshichte）只能具有一种批判性和破坏性的价值，而一旦目标达成，连这一角色都不再发挥作用： 摧毁多样和不透明的传统负担，即“先入之见”（prévention）的负担，正是笛卡尔在第二条原则中总结出的批判性基础概念（它对应的是培根的四种“假相”［Idols］）。如此一来，历史只不过是鲁莽和先入之见，是对确切存在的错误把握，按照一定的方法来恢复确切的存在便会将历史性消除。维柯*先认识到**条原则摧毁了历史，他提出了“想象的逻辑”（Logik der Phantasie）与之对抗。维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笛卡尔所要求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只保留在造物主的洞见与其创造物的关系之中：真理即是创造。凡人还剩下什么？留给凡人的并非给定事物的“清晰性”，而是只剩下他自己创造出的东西： 图像和形象的世界，猜测与估计的世界，即人类“想象”的世界，这个全新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世界对我们的先贤而言尚属未知。 在“想象的逻辑”这一使命的语境中（亦是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对“譬喻性”话语，即隐喻（Metapher）的讨论得以浮现；隐喻问题此前一直局限在修辞术（Rhetorik）中关于比喻性修辞的章节里。隐喻在传统分类中作为公共演讲的装饰被研究，这绝非偶然： 因为在古代，逻各斯（Logos）在根本上与存在者（Seienden）的整体性相关联。宇宙与逻各斯相呼应。隐喻在这里不具备丰富表达方式的能力，它只是达成陈述“效果”（Wirkung）的手段，即增强这段陈述传达给政治或法律受众时的力度和受欢迎程度。宇宙与逻各斯的完美一致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譬喻性话语同样可以承担“公共话语”无法完成的任务。原则上来说，演说家和诗人不能说出无法用理论或概念形式呈现的话；对他们而言，根本不是说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出特定的内容。说服性言论的可能性与力量是古代城邦生活的基本经验，它们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实际上以一种修辞行为来呈现其神话式的宇宙起源学说（Kosmogonie）的关键性阶段，即必然就是被说服的。如今我们很难以足够的高度评估修辞的意义，这说明将说服力作为真理自身的一种“特性”，以及将修辞术及其论辩方法仅仅解释为真理某种特性的施行和强化，对哲学而言是多么重要。围绕修辞之功能归属的争执，亦即对修辞术的说服技巧这一自主要（Automonieanspruch）的拒斥是古典哲学史的基本过程，而我们几乎还未在整个精神史中将其影响揭露出来。柏拉图哲学对修辞学的压制，经由基督教教父哲学的巩固，无疑将传统学术上分属于修辞的对象，*终击退到“能言善辩”的技术手法这一位置上——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们出自真理本身。在传播真理的过程中，“转义”（translatio）这种修辞技术手法，除了满足“消遣”（Gefallen）之外是否还能承担其他功能，这一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讨论。不过，这一问题没有被追问，也不能被追问，却并未排除此类语言表达效果的增强实际上始终是由隐喻带来的。否则隐喻学（Metaphorologie）的任务从一开始就要失败了，因为我们会看到，颇为奇怪的是，对隐喻真实力量的反思式“发现”，使得作为一种历史隐喻学对象而出现的隐喻失去了价值。我们的分析必须弄清楚其中的逻辑“困境”，由于隐喻的介入，诸如此类的困境便直接在理论上完全无法“认可”的地方得到了*清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