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指南

《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指南》书摘 挪用对当代艺术和人类学的价值 挪用有时会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活动，“某位艺术家可能会‘偷窃’已有的形象，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而“再挪用意指从艺术领域之外‘偷窃’形象、符号或表现方式”。库姆（Coombe）指出，由于西方的所有权归属个人，用法律术语说，艺术挪用意味着侵犯版权。 博物馆的人类学家表现尤甚。在殖民时期以及此后，他们大量挪用欧洲以外的土著人的东西。西方人沉迷于把物品从它们的原主人那里分离出来，然后放到博物馆里展览。这种荒谬行为在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装置作品中得到了彻底的展现，远早于人类学家对博物馆活动的批判。 挪用、复制，甚或引用和参考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在整个艺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内涵）。不过，这种现象在“（后）现代”艺术活动中变得尤为显著，罗莎琳·克劳斯特别指出，这挑战了传统（西方）独一无二的作者观念，以及公认的原创（高级的）优于复本（低级的）的观念。相形之下，本雅明 · 布赫洛将 20 世纪现代艺术中的挪用和拼贴策略概括为“寓言式的方法”（allegorical procedures），暗示了此一过程中意义的明显变迁。另外，对许多“第三世界”的艺术家来说，挪用延伸并拓展了原作的历程，还为其注入了新的意义，将其作为一种策略进行身份建构。恺撒 · 帕特诺斯托（César Paternosto）追步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的重要论著《时间的形状》（The Shape of Time），提出了更为普遍性的观点，认为艺术家通过挪用超越了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重新找到意义，重新创造意义。 正如路易斯 · 加姆尼则对古巴的挪用实践所做的评论：“它们包括……对一些输入元素的使用，而不被那些输入元素使用。” 对于文化挪用，我想提出一个拓展的定义：“从异己的文化中提取智识成果、文化表达或人工制品，以及历史和知识方式。”对第三世界的艺术家来说，这一定义的问题在于，他们所挪用的文化，同时既被视为他们自己的，又被认为不是他们自己的。比如，这些艺术家所从事的新身份建构，通过假想的生物和 / 或文化血统和归属（即使在这些例子中，艺术家也是来自欧洲），时常会唤起与先祖的关联，并声称代表了“本土文化”，还关联着以“艺术界”为中介的国际化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艺术准则。举例言之，里默 · 卡迪洛（Rimer Cardillo）用犰狳外壳模型覆盖一大堆蚂蚁，制作成装置，这让人想到乌拉圭沙鲁阿（Charrua）印第安人的土丘，在 19 世纪中期的军事活动中，那些土丘全被摧毁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还取决于是一个“西方人”还是某个声称为土著的人进行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