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的自信——或曰野心——几乎发展到极致，在他们狂热地为西西里远征进行准备的同时，两起“渎神事件”却使民众突然陷入恐慌，它们似乎严重打击了民众对自身统治权威的信心。恐慌的焦点很快落在当时身为远征将军的亚西比德身上，民众认为他阴谋推翻民主政治（ epi dēmou katalusei）。 从此，一场呈现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之关系的“历史大戏”，便拉开了序幕。 这场“历史大戏”将是本书的切入点，由此对其中两位“主角”——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展开讨论，而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的关系也正是其与雅典民主的关系。从古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来看， dēmos（民众）往往用于指代dēmokratia（民主政治）。若就更实质的属性而言，所谓雅典民众，并非一般意义上某部分雅典人的自然群体，而是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特定的公民集体，它形成于雅典民主制度的环境之中，并通过雅典民主制度与政治领袖进行权力互动。政治领袖领导权力的获得、行使与维系均受到民众的直接影响，政治制度和成文法律不仅是民众制约和监督领袖权力的依据，也是领袖应对民众权力、处理与民众关系的工具。因此，分析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的互动方式，便可以集中阐释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 修昔底德指出，在“渎神事件”中，亚西比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因为那些怨恨亚西比德的人认为他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权威，于是试图通过排挤亚西比德而取得对民众的领导权。无论亚西比德还是他的所谓政敌们，都以领导民众为目的，他们会运用相似的手段进行权力竞争，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若按芬利（ M. I. Finley）的观点来看，他们均属于“民众领袖”之列，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要素”（ structural element）。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他们似乎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不但不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且甚至将要“解构”民主政体，其症结所在便是领袖之间的对立冲突，用古希腊人的词汇讲，即stasis，它既指一般性的对立冲突，亦可引申为城邦“内乱”。由此，需要将问题的根源向前追溯，直到公元前420年代早期。在修昔底德看来，伯里克利（ Pericles）之死，标志着雅典政治领导权的重大转折，此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病盖源于此。该论断是否合理？并且该如何理解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对公元前5世纪*后30年的历史详加分析，来为这些问题寻求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