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载北大情

7.林毅夫来北大 初见林毅夫是在北京二环边的西直门饭店。他高高瘦瘦的，皮肤有些黝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青年。 1979年北大迎来了经济系的一个研究生，他就是林毅夫。记得有一天，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让我去他家，那时学校的办公室空间有限，许多时候我们都跑到陈岱孙主任的家里去商量事情。北大经济系的师生都喜欢称呼他为陈岱老。陈岱老的家在北大镜春园里的一处老院子里，冬天冷，夏天热，不过离荷塘很近。我到陈岱老家以后，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石世奇也到了，这次聚会研究的主题为：是否接纳林毅夫来北大读研。我们三个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方面，他是有关单位推荐来的，应当重视并予以考虑；但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林毅夫的任何书面材料，也没见过他本人，北大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还没有过不通过考试就录取的先例。当时我们有两个担忧：**，他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的学习底子怎么样，在北大这样的国家一流的教育平台他的学习能否跟得上；第二，当时的两岸局势不明朗，如果他有其他企图怎么办。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也不好下结论，*后大家决定派我去直接和他面谈，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初见林毅夫是在北京二环边的西直门饭店。他高高瘦瘦的，皮肤有些黝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青年。 1979年5月林毅夫凭借一己之力从金门游过台湾海峡到达厦门，今天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决定。因为林毅夫是接待单位介绍来的，这个接待单位很有背景，我相信他们不会随便介绍人到北大读研，一定是在研判了许多信息的基础上的慎重决定。不过同时我心里也很不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来读书？是在那边混得不顺心，想找出路？还是因为家庭矛盾，比如逃婚什么的？带着种种好奇和疑惑，我开始了与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我得知林毅夫从小喜欢历史，在台湾是学企业管理的，他想到大陆来学经济，特别希望了解社会主义经济。他认为，在台湾学了西方经济学，再到大陆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具备了全面的知识，才能融入社会，做好工作。他认为台湾终将回归，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如此凌云壮志，希望祖国统一，真是棵好苗子！于是我心里已经决定，留下这个年轻人，让北大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梯！ 与林毅夫谈完后，我马上又去了陈岱老家，石世奇书记也在，我向他俩做了汇报。经讨论，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要支持这个年轻人的抱负，破格录取他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生，导师由张友仁教授担任。张友仁教授是北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研室主任，我们考虑到林毅夫是为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学而来的，所以选择张教授作为他的导师。我们把这个结论正式上报给学校。过了不久，教育部以文件的形式通知北大，允许林毅夫以1979级研究生的身份进入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79年9月开学时林毅夫成了我系研究生班的正式学生。为了他的安全，我们对外介绍林毅夫是新加坡来的华侨，而他的真实身份，系里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负责林毅夫在北大的日常事务的沟通和协调。就这样，我与林毅夫开始了此生的缘分，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至我们的下一代。 刚到学校，林毅夫被安排在中国学生宿舍，在学生食堂就餐。也许是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他日渐消瘦，气色也不好。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我知道他的身份，心想：他需要顶着多大的心理压力啊，这样下去，身体垮了还怎么继续学习呢？我赶紧找有关单位联系，将他转到条件好一些的留学生宿舍，到小食堂吃饭。他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身体也好了。一到周末，他经常到我家来，一起聚一聚，享受一些家庭气氛。他把我与夫人方老师视为大哥大嫂，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我也像对自己的弟弟一样对他，期待着他能够在北大真正学到知识，将来报效国家。 林毅夫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安定下来了，我也长舒了一口气。由于林毅夫的身份保密，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多年后，我好奇地问林毅夫当时的同学：“你们当年有没有发现林毅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同学们普遍回忆道：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就知道他是华侨，他高高瘦瘦的，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林毅夫的性格低调内敛，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的。由于我平时与林毅夫走得比较近，我知道的他可不是表面那么平静。北大经济系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好不容易才能进入课堂继续学习的，所以他们的学习热情不是一般的高，而是处于一种近乎“补偿式”的疯狂状态，林毅夫也不例外，他每天的学习压力很大，这是从表面就能看出来的；而在他内心深处，对台湾亲人的惦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有时情绪会很低落。我把这种情况向上级反映过，大家也都在暗中帮他联系家人。有一天，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董老师，家人有消息了。”他拿着一张与妻子的合影给我看。“怎么？”我问他。他又翻过照片的背面给我看，上面赫然有个签名。“这是我爱人的签名，说明她知道我平安无事了！”我听了以后也非常激动，那时就与林毅夫共同期盼，他有一天能与台湾的家人团聚。 13.王一江成功入哈佛 我决定为王一江试一试此事。 外国学者到北大校园来做讲座，是个外语应用的好场景。林毅夫的考核完美过关，并收到了喜人的成果，经济系的老师们都为他高兴。通过这件事，我还希望能为更多的学生提供这类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王一江就是其中之一。 王一江是湖南人，上大学之前是长沙郊区中学的老师，1978年考入北大，1982年毕业后又接着在北大读了研究生。1977年王一江知道恢复高考的时候，急忙从西藏返回湖南参加。他之前支边从湖南插队到了西藏林芝，那里交通不便，他们去的墨脱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交通更是难上加难，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那里常年积雪，每到夏天的时候，都要有工兵过去爆破才能通路。王一江从西藏赶回湖南，可不止一两天的路程，不幸又遇到暴风雪，耽误了一周时间，结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参加。 我记得王一江高考的**志愿是哲学系，与我当初的选择一样。因为他的分数比较高，被我调剂到经济系。他与林毅夫共同翻译了舒尔茨的讲座，效果不错，但他被林毅夫的光环遮挡，并没有引起我更多的注意。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近距离再一次认可了他的才华。 北大一直坚持邀请西方的学者过来讲学。1983年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教授来北大做讲座，主题是“劳动者所有制的内部规律”。为了让更多的同学理解沃德教授的讲座、保证教学效果，我找了我的外事秘书刘海林担任英语翻译。因为我主管外事活动，所以也需要负责外宾的接待工作。我把沃德教授安排在友谊宾馆住下，通常情况下，刘海林会陪同我过去接外国专家讲课，兼作翻译，但那天海林家中突然有事，不能到场，他向我推荐了他的同学王一江。从友谊宾馆到北大大概十多分钟的路程，我和沃德教授坐在轿车的后排，由王一江做翻译，我们的寒暄内容非常随意，都由王一江流畅地翻译给对方。许多时候，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表达清楚，因此我和沃德教授的交流很顺利。从此我对王一江的印象是，他不仅英文好、能翻译，而且概括、总结和表达能力也比较强，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当时，哈佛大学在北大有个燕京学社，这个学社每年提供的哈佛奖学金是由美国一位很有实力的铝业大亨赞助的，他把奖学金分成了几份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北大燕园的奖学金来自母基金中的东亚奖学金。他们每年会在北大选出1—2名教员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目的是为北大培养师资队伍，但同时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此前两年我曾经把经济系英语*好的两位年轻老师推荐过去应试，但都因为英语水平没有达到对方的要求而失败，浪费了名额。1985年春天，学校人事处又通知我，让我选一名英语好的教员去应试，做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并提供全额奖学金。这虽然是好事，却令我很发愁：大部分教员之前都是学俄语的，英语水平很难满足哈佛大学的要求。哈佛大学是国际名校，我暗下决心，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浪费这个名额了！我坚信，合适的人肯定有，只是我还没有发现。我找来刘海林一起商量。此事真是让人纠结，年纪大的英语不好，哈佛不要；年纪小的，又不够条件。我们俩想来想去，突然同时想起一个人的名字“王一江”。 我就问海林：“王一江怎么样？” 海林也很兴奋：“王一江英语肯定没问题！” 可问题来了，哈佛大学明确指出要资助教员，可王一江当时还是个学生，身份又是个问题。我又仔细反复阅读哈佛大学的要求，琢磨着，突发灵感，想到一个词：预备教师！我决定为王一江试一试此事。于是我在北大给王一江开了一个证明，说明王一江是北大预备教师，读完研究生后即刻办理教师入职手续。这样哈佛大学在人员背景上就没有什么质疑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看王一江能否通过面试了。 后来我得知，王一江是非常有想法的。他高考数学得了八十多分，算是高分了，英语也不错，但他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他认为自己的数学成绩值得骄傲，到北大发现有同学是满分；他认为自己英语不错，前面竟然还有三名同学好到免修。在强手如林的北大，他很快从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欣喜若狂回到冷静思考自己与其他人的差距上了。经济系有个超大录音机，上外语课的时候播放外教录制的“真正的”英语，这也是王一江人生中**次听到原汁原味的英文。他认为自己学到的与“原装”英文有太大的差距，一位同学也开玩笑说：“照你现在的学习方法，大学毕业了英语水平也不一定能赶上我。”于是他利用大学**个寒假，在别的同学都回老家后留在宿舍，把录音机和磁带借过去听。有一个很长的英语故事，一盘磁带要放接近两个小时，他硬是用了一个寒假反复听了无数次，直到基本可以把这个故事背下来，英语水平也真就大幅提高了。 面试王一江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助理贝克先生，王一江出乎我们的预料，与他足足聊了一个上午。王一江对答如流的博学和稳重让主考官非常满意。其中他们在相当多时间里谈的是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王一江此前完成了洪君彦老师指导的关于美国财政赤字成因和趋势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推论：由于有利益集团的控制，美国政府的赤字未来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高。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入了洪君彦老师编写的《当代美国经济》一书，其结论也被历史所证明。贝克先生的专业背景是历史，聊美国财政时提问多，发言少，听得津津有味。令王一江没有想到和倍感惊喜的是，贝克先生在与他握手告别时直接说：“秋天哈佛见！” 1985年秋，王一江如期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离开北京前，北大也按承诺给他办理了研究生提前毕业转为教职的手续。一年后，他又被哈佛大学经济系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在北大经济系恢复高考后录取的学生里，王一江是**个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也是学界泰斗、北大经济系陈岱老时隔六十年的正宗校友。 多年以后，北大研究生处的处长苏士文遇见我，调侃地对我说：“老董啊，你帮助过那么多的学生，我看你应该拿一个伯乐奖。” 如果真有这个奖，我倒是非常乐意去争取。我从帮助这么多有作为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帮助他们圆了梦，我活得也特别充实，我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