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城镇化空间研究

1导论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这一来源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概念提出了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这一促进创新的高效组织模式。虽然这一概念还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其作为战略目标和政策制定的一个分析框架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空前关注。 自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颁布以来，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其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响应，使区域创新体系成为热门的区域发展概念。经济管理学者是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研究的主体，其研究成果为产业和科技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空间政策是地方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和抓手，但是，与空间上大量出现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创意产业园区、地方生产集群等“新的产业空间”[1-2]“创新的空间”[3]“创新型城市”[4]相比，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理论研究落后于以创新为目标的空间政策和实践的发展。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改革创新的先行区。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使其*先试行市场化制度，进入全球化产业分工。先发优势使这一地区积累了技术、生产和市场经验，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有研究指出，珠三角已经从“外商投资驱动阶段”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5]。珠三角也是空间制度创新的试验场，该区域有我国*早的经济特区，现已整体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但同时，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该地区遗留了土地粗放利用、空间无序蔓延、生态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空间环境劣势使该区域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和以人才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中面临挑战。珠三角的经济转型要求空间做出相应转型。因此，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城镇化空间研究对揭示珠三角新经济动力下的空间需求，指导其空间转型具有现实意义。 1.1　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在随后十年成为快速发展的理论。*早提出区域创新体系概念并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英国卡迪夫大学 Cooke教授，其1992年发表在Geoforum上题为《区域创新体系：新欧洲的竞争规则》的文章受到学界重视。这一理论来源于“区域层面的创新”研究和“创新体系”的研究，前者关注创新活动密集的区域，后者强调创新功能组织的体系有利于创新。 总体上，我国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领域，2010年前后，地理空间概念被尝试用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中，出现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可达性研究[6]、大都市圈创新体系研究[7-9]等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缺乏深度的空间分析视角，这些研究用计量手段对空间距离的影响进行评估，主要从系统论和协同效应层面理解不同空间尺度的政府间合作现象，对创新地理空间特征与规律的研究尚在不断完善之中[10]。经济、管理学者将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应用于产业集群研究[11]；地理和城市规划学者应用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功能分析框架进行区域分析，通过要素特征和功能列举或建立指标体系来揭示区域特征和差异[12-13]，从创新功能组织层面丰富了对地理空间的理解。国际上地理学、城市规划领域对区域创新体系产生多个研究议题的讨论[10]，如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管治[14-15]、区域创新体系内的知识流动[16-17]、区域创新体系在欠发达地区的应用[18]、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环境设计[19-20]等。相较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制度和功能体系研究来说，对其地理空间规律的研究还尚未成熟[10]。这是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从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本身出发不能得出明确的空间规律，即使只是针对区域创新体系主体要素空间邻近效应的理论和实证也有充满争议的结论[21]。但是现有的研究都承认创新集中产生在一些特殊的区位，区域创新体系的“区域”特质也指出了空间环境对创新体系有重要作用。因此，整合相对零散的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相关研究和结论，对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需要的空间环境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理清这一理论的空间内涵，这对城市规划和空间决策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1.2　城镇化空间 城镇化空间又称城市化空间（urbanization space），是城镇化这一过程产生的空间结果。这种空间结果既包括土地和地域建成区的物质空间变化，也包括人口的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变化。城镇化空间研究一直是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也因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结合产生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多学科的视角下，对城镇化空间的理解至少有物质空间和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生态功能等）空间两个层面。对城镇化空间研究的主题包括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演进过程、结构特征等。城镇化空间研究的每一主题下都包含丰富的研究内容。其中，城镇化空间的动力或运行机制决定了其演进过程和结构特征，是城镇化空间研究的起点。因此，以下将综述城镇化空间动力机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知识经济下的研究转向，这也是区域创新体系概念出现的共同背景。 关于城镇化空间动力机制的研究，经济学者关注的重点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上，集聚是城镇化的主要解释，但是对于城市聚集的原因有多种理解，知识和信息集聚成为新的解释视角。韦伯很早就认为城市的聚集能创造大于分散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构成城镇化的基本动力[22]，藤田昌久等则用空间经济学模型解释了这一过程[23]。经济活动在城市聚集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外部规模经济[24]和知识溢出[25]是城市动力的主要文献。从马歇尔开始已经提出了城市怎样与周围密切接触产生本地信息溢出的环境[26]，还有研究发展了规模经济的微观基础，如信息溢出和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27]。在西方普遍进入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溢出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是有效的解释。实证研究显示了本地人力资本和个人收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专利引用的实证证明了知识溢出是高度本地化的。这些说明在城市动力研究中，人力资本承载的知识溢出成为知识经济下的城市发展的关键，因此吸引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人力资本的关注导致了“舒适物（amenities）驱动城市发展”的观点[28-30]，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创新型人才偏好高度舒适的城市环境，城市因为能够提供满足这些关键的人力资本需求的环境而发展，对城市生产功能的强调也开始向消费功能转变，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城市是一个娱乐的机器”的观点[31]。为应对这样的变化，全球*有竞争力的城市从对投资的吸引拓展到对更综合的移民、游客、媒体聚焦和投资的吸引[32]。地方政府作为城镇化空间环境的运作者，其重要性被重新估量。这种转变也扭转了城市政府用工业园和技术园等小尺度的空间吸引投资的做法，仅依靠一个孤立的小尺度的园区显然不足以提供吸引人才的环境。知识城市、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和宜居城市等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在城市整体层面提供舒适物和相关创新环境的努力。在发达的城镇群，这样的努力也促成了跨区域的合作，如大珠三角城镇群的“打造优质生活圈”行动。政治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城市政府从微观尺度的空间营造活动拓展到更大尺度的区域合作和治理活动这一过程中，从国家到城市政府权力的空间重组[33]，学者们认为，城镇化空间的演进动力不限于经济领域，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城镇化空间从根本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地域扩张的体现[34-35]。有学者认为城市处在全球网络之中，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变得模糊，城市的中心-腹地关系被重构。城市功能网络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城市中心、郊区、乡村和中心-边缘的等级体系进行组织，而是在全球和区域尺度进行重新组合。因此，现在的城镇化空间分析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用城市和农村或城市和非城市的二分法，社会-经济空间组织是跨尺度和地域的[33]。在这种背景下，流空间（space of flow）和城市网络（city networks）被认为是分析城镇化空间组织形式的合适视角 。 国内学者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动力和结构研究吸收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认为中国有独*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这种独*背景可统称为“转型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的“转型期”。其主要特点是以小城镇为主，工业化为主要动力，追求速度的粗放发展。这种快速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也随之产生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矛盾突出、城市建设无序、特色渐失等问题[36]。这表明中国在进行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要进行相应的空间转型。在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结构转换、城乡间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及技术进步影响全球城市化发展这四大基本动力之外，中国城市化发展具有政策因素、行政区划变动、大型项目建设、外资带动等其他独*动力[37]。独*的动力来源于中国嵌入全球化的新经济动力、制度和政策创新及空间安排。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是我国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制度创新对城镇化的影响及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研究是中国城镇化空间研究的重要议题[38-41]。我国区域城镇化空间的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探寻自身的特殊性，建立自身的理论。新的影响因素和新的视角是城镇化空间研究的主题，这些主题包含了各种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对城镇化空间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城镇化空间动力的研究显示了对新的主题的关注，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城镇化空间的研究正在被引入多学科和多种视角，为理解城镇化空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提供了新视角。目前对流空间和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关注抽象的功能空间组合，对实体空间的关注尚处于初步阶段。第二，政府的力量被重新审视，其作为城镇化空间的重要干预者，具有主动营造空间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地方创新型园区运营和跨区域的空间治理领域尤为明显。第三，城镇化空间的动力与空间模式具有对应性，动力和空间模式的匹配是城镇化空间协调发展的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速度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城镇化空间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对城镇化空间质的关注大于对城镇化空间的量的扩展关注。国内学者正在对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化提出特有的模式。中国整体上显然还没有达到以要素均衡、知识经济和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空间的集聚和分散受特定的全球产业分工等经济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影响。但是，新的经济形势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新的空间发展理念和政府层面的空间干预对城镇化也有重要影响。 2　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城镇化空间的基本认识 2.1　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认识 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不断完善的理论，产生了多角度阐释的丰富成果，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解混乱。本章将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解释，界定本书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解。 2.1.1　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 1.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各种定义 区域创新体系或区域创新系统概念*早由英国卡迪夫大学经济管理系的Cooke教授在《区域创新体系：新欧洲的竞争规则》一文中提出[42]。虽然文中没有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明确定义，但从描述和分类上看，其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区域内以企业和知识机构为主要构成的技术转移系统。在后来的研究中，Cooke及他的合作者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将其定义为“由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该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43]，以及“地理上确定的、行政上支持的创新网络和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通过促进要素持续相互作用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创新产出”[44]。 Cooke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义实际上强调了两层内容，一层是要素互动形成的创新网络关系，另一层是支持这种网络的制度安排。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管理、社会和地理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大量研究还没有达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也主要包括Cooke提出的这两层含义，即强调区域创新体系的本质是关系网络和制度体系。 对应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