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史

着眼当下，如果说“知识史”还不存在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将它发明出来，尤其是为了将*近的“数字化革命”放在一个长时段变革的视野中加以定位。在漫长的过去的某些时间点上，人类已经历过知识体系的重大变革，这都有赖于新技术的出现：比如书写行为的*初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或是其他地方；又比如印刷术的发明，尤其是东亚的雕版印刷和西方的活字印刷；还有当代，在我们有生之年的记忆里，计算机的出现，尤其是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类似这样的变革会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或好或坏。就像我们对互联网这个例子都很有感受，这种新式的交流媒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希望，也提出了挑战。在我们因身处知识体系的重建期而寻找方向时，幸亏有了全球化和新技术，我们有充分条件去回溯历史。 知识史其实也是从其他类的历史研究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尤其是两类。**是书籍史，在过去几十年里，书籍史研究的重心从对书籍买卖的经济史研究转变为对阅读的社会史研究和对信息传播的文化史研究。第二是科学史，而科学史之所以转向更为广阔的知识史，则是来源于三个挑战。
**个挑战是，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这个术语其实是一个 19 世纪的概念，所以用这个概念去研究更早时代的知识创制行为就会导致一种“时代误植”，而后者是历史学家*忌讳的。第二个挑战则来自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包括那些手工艺、医疗术等实践性的知识。第三个同时也是*关键的挑战是“全球史”的兴起，人们需要去认识和讨论那些非西方文化的智识成就。这些成就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西方的“科学” 范型，但它们毫无疑问是对知识的贡献。 即使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之内，也会有不同种类的知识：理论的和实践的、抽象的和具体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学术化的和大众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地方性的和普遍的，知道“如何做某事”和知道“某事是什么”也有不同。 不同种类的知识之间的冲突经常会出现，比如，15 世纪初当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开始修建时，当地熟练的石匠们和主管工程的法国设计师之间就发生了争论，争论点实际上就是实践知识（ars）和理论知识（scientia）——尤其是几何学，究竟哪个更重要。在 17 世纪，职业医生们热衷于嘲讽那些助产士和民间医士们的实践知识。而在18 世纪晚期，有位法国的磨坊主出版了一本小书，批评那些“博士们”（也就是 savants），整日傲慢自大地想指点磨坊工和面包师们怎么做他们的本行。 正如今日的记忆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它互补的对立面——对“遗忘” 的研究，知识研究也正在试图去涵盖另一面——对“无知”的研究，这包括那些失落的或被有意拒斥的知识（本书第二章会讨论）。无需多言，本书作者也深受“无知”之苦。我对于“知识”的认知只能说是极为有限。相比于对西方的了解，我对西方以外世界的了解要薄弱许多；相比对学院知识的了解，我对大学以外知识的掌握很是可怜；当然，相比对人文学科，我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只能说极少。尽管有这些局限，本书还是试图将知识历史的多样性展示出来。我们将从关键概念开始，接着考察信息如何被转化为知识——进而广为传播、被各种意图所用——的整个过程，*后我们讨论这个领域里时常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将来的前景。 近期，知识研究进展迅速，知识史研究也在蓬勃发展，这导致新的概念不断出现。实际上，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整套新语言，甚至可以说是“行话”，所以编制术语表一类的东西就变得很有必要。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只是这个方向工作的**步，我们会讨论一些术语，这将会有助于我们阅读和书写知识史，甚至是对它进行反思。由于是术语表，我们将按照单词首字母的顺序展开叙述。 对于好奇心，中世纪的哲人们一直在亚里士多德的正面看法和奥古斯丁的负面看法之间游移。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亚里士多德式的看法占据上风，好奇心迎来了自己的“名誉恢复”，培根提出了“认知是人类基本权利”的说法。尽管如此，浮士德博士向魔鬼出卖自己灵魂以换取知识（及其他东西）的故事，提醒我们对好奇心的负面认识依然如影随形。可能迟至启蒙运动时代，正面看法才开始真正成为主流，康德提出“要敢于认识”（sapere aude，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箴言，成为标志性的象征。 知识的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即使这种变化的速率并不快。当印刷书兴起的时候，欧洲大学对此的反应是逐步渐进的，并非一日变天，而时至今日，课堂讲授仍然是传播学术知识的主要方式。在北美，各种研究机构之间的势力平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 19 世纪末期，大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变得“绝对重要”，但一个世纪之后，却在逐渐衰落，因为各种公立或私立的研究所或“智库”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信息的秩序可能是由占主流地位的传播方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是数字的，当一种新的媒介产生时，它并不是直接替代旧的，而是与先前所有旧的媒介共存一段时间。媒介之间的竞争，*终是以劳动分工的方式稳定下来，我们举近代早期欧洲的手写与印刷为例，当印刷出现后，手写文书依然重要，不仅是为了私下的秘密交流，很多贵族的诗作和论著也同样以手写方式流传，因为他们鄙视印刷作为商业活动所带的铜臭味。 知识实践同样还包括获取知识、将知识归类、验证知识这样一些多少比较正式的环节，比如说解剖尸体、用望远镜观察星象、进行实验操作等等。其中有些带有特定学科的独特性（比如医学当中的诊断），有些则是很多门学科的共同问题（比如比较）。然而，还有其他（比如说记录）属于更加“非正式”的实践，但同样常见。这每一种实践形式都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们在长时段当中都在变化。科学方法经常——即使不是全部——也是从这些“非正式的”日常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这是我们应该将科学史研究置于更广大的知识史中来考察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为了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和时代误植的谬误。 所谓的接触也包括征服，在殖民的情境下，不同知识尽管共存，但彼此间并不平等。征服者的知识占据统治地位，而地方性知识就成为“被压制的”。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往往会被遗忘，或者至少不被统治集团的人们所看重，就像历史上西方的学者在书写或者描绘非西方世界时，很少会谈他们从本地人那里学到了什么。 英国对印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共同过程，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对话的结果，“尽管各方之间并没有被等量观之”。在此我们可以引入“文化协商”（cultural negotiation）的概念来思考这种情况。“协商”可能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词汇，但在此可以指一种半有意识的、对另一个人或团体观念的反应，一种对观念部分性的采纳和吸收。在这种意义上，“协商”应该和另一种主动有意识的行为区分开来，比如传教士们和印度本土学者都曾有意识地将西方科学和印度的印度教、穆斯林传统调和起来。 人们经常讨论知识的传播、转变和扩散，过去的学者们常常认为，在这传播过程中，从一处到另一处，从某人到他人，知识或多或少保持不变。今日学界的看法则大相径庭，占据主流的观点是相反的，即传播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知识传播意味着一种调解。某种知识为了达成旅行，必须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在一种语言中核心的概念，并不一定在另一语言里具备。例如，当基督教传教士到了中国，尝试将基督教的“上帝” 概念翻译成中文时，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协商”就变得很有必要。确实，人们可以说，翻译就是一种协商，同时，协商也是一种翻译。 从获取知识到使用知识有很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收集、分析、传播和应用。当然，各阶段还可再细分，后文将述及。无需多言，这四个范畴本身也不是全然固定的，相互间会产生流动。举例而言，“观察”不仅仅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法，观察行动需要有“前理解”才能更有效。我们可以设想下，假如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人来到了今日的伦敦，他很难理解所看到的大部分事物。 随着各种需被贮藏的知识蜂拥而至，如何将它们安全妥帖地保存便成了问题，而档案的出现成为一种解决之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公务员们经常在自己家中工作，其结果就是，他们把政府公文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使他们的继任者很难取得。从高效行政的角度去看，这是种极大的不便利。1567 年，伊丽莎白女王给法院主事官写信时就抱怨道：“我们整个法庭的记录，居然都收藏于个人之手，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当时的政府纷纷仿效这方面居于先驱的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公国，开始建档案馆，设立看守和准予进入阅览的规章。到了 19 世纪，档案馆逐步向公众开放，而“档案馆员”也成为新兴的职业。有时，对于政府希望销毁的文件，档案馆员则会竭尽所能将其保存下来，比如在 1851 年英国的人口普查后，英国公共记录办公室（Engl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任主任帕尔格雷夫（Francis Palgrave）就是如此。然而，只有到了近期，历史学家们——尤其是知识史的研究者们才把档案本身看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将它用作研究其他历史的原始材料而已，有关档案研究的论著到*近才开始多见。 在*近几十年，百科全书开始转到互联网线上。《大英百科全书》在线版的规模并不比“维基百科”（Wikipedia，2001 年上线）要小，这也昭示着人们搜索信息方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某位学者感叹，我们现今生活在“搜索引擎社会”。互联网在线搜索，和在图书馆里检索一样，都需要特定的技巧。我们所说的“在线搜索能力” 已经逐渐取代了旧时代的阅读能力。一方面这代表着我们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丰富答案，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认识到，搜索引擎也存在着某种内置的偏差，这往往是商业广告宣传带来的。 人类对书写文本的信任，也经历了很长的过程。12 世纪早期，在英王亨利一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次争论中，国王的支持者们把罗马教宗写给大主教表示支持的一封信看成“只是一块羊皮上边画着些墨水而已”，根本不能与“三位主教的证言”相提并论。同样地，11 世纪的一位穆斯林旅行家比鲁尼（al-Beruni）在谈到他不写书的原因时，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我不想把知识从活生生的人类心灵转移到死沉沉的羊皮之上”。尽管如此，自 17 世纪以后，口头证词在各种情境中的价值反而不断降低。社会中上阶层的人会把口头证词与底层民众的无知联系在一起，18 世纪学者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在《美洲史》中就表达了这种不信任态度：“这些对过去事情的记忆并不能保持长久，它们也无法被纳入忠实可靠的传统。”仅仅在 19 世纪的民俗学研究者或 20 世纪的口述史学者那里，在口头材料被加以批判地研究的特定条件下，口头传统的价值才慢慢得到恢复。 不论历史还是当下，所谓的“复兴”当中，新的“叙事”相比旧的在很多关键方面都有所不同。对以往的历史叙事来说，历史学家们站在遥远的距离外俯视那些事件，仿佛奥林匹斯山的众神那般，与典型 19 世纪小说中的那些“全能叙事者”很接近。与之不同的是，新的“叙事”往往会展现多样化的声音和观点，其模式有些类似于 1950 年的电影《罗生门》。这部著名的电影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基于 20 世纪初期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两个短篇小说，描述的是对同一个谋杀事件的不同版本叙事。不论芥川或者黑泽明原来的意图为何，“罗生门效应”这个词现在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广为使用，指通过对故事的考察来重建讲述者的态度和意义，也就是说，将不同叙述的冲突转变为对这些冲突的叙述。 我认为可以把“文人共和国”的历史一直延伸到当下，按照交流传播模式的转变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个阶段就是从1500 年到 1800 年，这是一个由马拉动的“共和国”，不论是书籍、信函还是学者本人，都需要搭乘马拉动的交通工具在陆地上远行，或者是乘船远渡重洋。第二个阶段从 1800 年到 1950 年，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蒸汽共和国”，蒸汽印刷机的出现使书籍的价格变得低廉，而召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则因火车和蒸汽轮船变得普遍，学者们能够更方便地交流讯息。第三个阶段大概是从 1950 年到 1990 年，航空旅行快速发展，舒适度也大为提高，各种小型的、专门性的国际讨论会得以蓬勃开展。而今日我们生活在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数字共和国”。“文人共和国”永远是虚拟的或者说想象的共同体，但是，传播的不断加速——通过电子邮件、在线会议、各种群体性的网上连线研究——使共和国的成员们相比以前更习惯于远距离的互动，从而给“看不见的学院”这个古老的观念注入了新的涵义。 获取知识的权利长期以来就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创造知识、保存知识的机构（如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而言。在历史上，许多人都试图扩大拥有此类权利人士的范围。在五百年前，印刷术的发明为这种尝试提供了很好的工具，然而，印刷术本身并无法增多知识拥有者的数量，其间还需要克服两个主要的障碍：文盲和拉丁文。所以，当时社会掀起的文化运动，或者可以说“战役”，目标主要有二，其一是普及识字率，其二是将知识用各国国语进行表述。 无论如何，人类对知识的占有并不这么容易。在过去和当下，构成阻碍的主要有三点因素。**点或许也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就是知识的专门化。就人类整体而言，我们所知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但就个体而言，要把握人类知识的整体图景变得越来越难。第二点，政治体制依然会对知识的共有产生威胁。其中消极的形式就是审查制度，而积极的形式就是有关知识的保密制度，尽管这些在极权国家较为常见，但其实各国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第三点则是一种“私人化”的潮流。知识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确实推动了知识私有化的进程。举例而言，制药公司正试图把一些传统的地方知识申请专利，比如印度人用姜黄杀菌的技术。 人们很自然会发问：对谁有用？为什么有用？不同的知识很显然是由于不同的意图而被应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学习古典修辞术在法律和政治实践中是大有用处的。当时各帝国如果没有对地形和相关资源的认知，几乎很难生存下来。当然，战争中也要用到大量的地理知识。比如拿破仑的军队中就有大量地形学的专家，他们对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地都进行了调查和制图。到了19 世纪，掌握主动的是普鲁士人，1870 年至 1871 年普法战争中，按照一名地理学家的说法，“对胜利而言，地图和武器一样重要”。至于到 1990 年至 1991 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军队开始配备了新的地理信息系统。
和战场一样，在商场上，获知竞争对手的计划和技术，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计划和技术不被对手知晓，两者同等重要。简而言之，应用知识的过程也是控制的过程，我们在此再次引用福柯的著名论断：“知识往往会引发权力的运作”。 无论如何，即使作为整体的人类在今天掌握的知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就未必如此。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没有提高，我们也没有比先祖花更长的时间学习，所以，就算我们知晓一些他们不了解的东西，反过来也一样。既而，知识史的研究还必须关注无知、知识的障碍以及知识之间的争斗。历史上曾有很多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后被抛弃和拒斥，比如炼金术、颅相学等，这些同样不能被忽视。 在知识史内部，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有三个取向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是全球史的取向，二是社会取向，三是对更长时段的关注。
和整体上的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球转向正在发生，它试图超越对地球上某个特定部分的研究——比如印度或中国，它主要围绕的问题不是西方知识的传播或者殖民主义（这是较近的话题），而是相遇、碰撞、转译和杂化。近期有些研究聚焦的是“移动中的知识”——通常是长距离的移动。和知识史以往的变化一样，这一次又是科学史家们引领风气，当然，史学史的研究者们同样不甘其后。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间的比较，比如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这一潮流。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转向，这其中就包括新的自下而上的知识史，比如说，相较于关注政府，它更关注被统治的人们如何利用信息，或者是以特定的方式选举，或者是组织抗议，甚至发起革命。社会取向的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今日很常见的倾向，就是对日常生活知识更为关注，包括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默会知识，这一取向不仅关注诸如金属制品之类的手工业，还包括外交、贸易、行业鉴定、管理、体育运动等各种领域。举体育运动为例，有的人类学家研究拳击和巴西战舞（capoeira 卡波耶拉舞），而其田野工作就是接受相关运动的训练，无疑这能给历史学家带来很多启示。教练如何把默会型知识转变成可供言传的明晰知识，这样一些问题或许在将来会成为学者新的关注。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学者从超长的时段来研究 “人性”，更多人试图去回答“大历史”的倡导者们提出的问题：“知识的收集和分享究竟是如何造成了长时段的变化，从而将人类的历史与其他相近物种的历史区分开来？”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曾经论述过一个纲要，比如他说过，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定居点会带来农耕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频繁的观念交流”，如今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把这纲要填补得更为丰满。一种应对挑战的方式可以被称为“认知的历史”（cognitive history）。“认知的历史”听上去就像是“集体心态史”换了一个名字，但它关心的是一个比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更为绵长的时间段，要用“千年”来衡量，而不是“世纪”。在这个方向上，历史学家们要有所创见，就需要考古学家的帮助，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知识的考古学”（不是福柯那个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们一直以来就对重建史前时代的知识很感兴趣，那是在书写系统发明之前，研究者们利用的是物质遗存资料。他们当然关注那些转折时刻，比如人们开始运用语言、开始绘画或者雕刻、开始在精心制造的墓穴中埋葬死者遗体等。在他们试图重建史前世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开始采取一种智识上的“减法”，也就是说，把晚近的知识“排除出去”。 历史学家喜欢说的话是：关于未来只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会和当前所有的预测都不一样。尽管如此，无论知识史研究在未来几十年里会产生哪些新潮流，我们这个“知识社会”里的人们对于知识史本身的兴趣仍将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