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德意志帝国建立

阿登·布霍尔茨教授曾在自己《老毛奇及德意志的三场战争1864—1871年》的介绍性论文当中表示“老毛奇是一个（在近现代军事史上）比迄今为止任何人都要杰出得多的人物”。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将老毛奇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所取得成就，同当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自**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现代社会的普遍观念已经被俾斯麦时代之后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以至于在研究如下问题时——德意志统一及老毛奇的三场战争——也无法脱离后来纳粹德国及犹太大屠杀的可怕时代进行独立思考。 于是，为了正确评价老毛奇的生平及作品，人们有必要从19世纪的时代背景出发，辩证地思考他对于普鲁士及德意志，还有他对于战争理论及其实践的影响。这位普鲁士总参谋长正如阿登·布霍尔茨教授指出的那样，是“这样一种新生代人物的*初一批典型：高度现代化的、自制的、受过充分技术教育的职业化军官”。而他（的身份及地位）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凭借自身广博的才智，再加上普鲁士军事机器很大程度上因他而取得的惊人成就，老毛奇在后续数十年的时间里彻底主宰了欧洲的专业军事思维。他彻底改变了武装力量的训练、管理、备战的基础，以及该如何指挥统御这些武装力量进行战斗的方式。其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长期间恰逢欧洲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而这些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他离任时，整个世界军事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老毛奇在现代军事思想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不仅能设计辩证出一套连贯的军事哲学，同时还能在*大规模的舞台上（普奥及普法战争）将其付诸实践。在老毛奇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他始终致力于对战争进行严格而彻底的研究，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战争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进行。他清楚地预见到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许多在先前几个世纪里都未曾改变过的组织及战术方面的基本原则变得彻底过时。而他的研究还因为自己对于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军队，在作战期间（如克里米亚战争）应对新战争环境的实践经验的密切关注而收获了与时俱进的新情报。 老毛奇在创建一个能够有效管理现代化军队复杂结构的总参谋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以来都是军界各方深入研究的课题。迈克尔·霍沃德教授在他那本关于普法战争的权威史学作品当中，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总结可以称得上是比任何人都强： 他的工作主要构成不在于创新，而在于为参谋军官的选拔及训练引入一些伟大管理者或学者所应具备的个人奉献精神及堪称无情的高（选拔）标准。事实上，老毛奇那深思熟虑的性情、兴趣爱好的广度以及外表上的精致朴素，都仿佛在说明他应该是一位来自艺术或文学领域的人物，而非来自军营。他受到手下军官的爱戴和尊敬，而这种尊重的感情是出于一种(后者同老毛奇之间)更类似师徒，而非上下级的关系。从气质上看，老毛奇是个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通过*为严格的自律，他已经让自己成为世间所有军事专家当中*为准确且*为严格的那一个，同时还以自己的形象（作为标准）训练出了整个普鲁士总参谋部。 老毛奇特别仰仗依赖的正是总参谋部里这群被称为“半神”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受的全面训练（的有效性）已经在1864年及1866年的两场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他们同老毛奇之间的密切关系给了这位总参谋长莫大的专业支持，而这种支持可以说是极少数伟大指挥官才能享受到的。但是，尽管老毛奇本人在他的几乎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在参谋部内部工作，他还是能做到完全熟知地面战争的现实情况，并清楚地掌握了军事成功所依赖的一切编制组织及后勤方面的要素。他甚至始终未曾忘记自己在1839年尼西卜（Nisib）一战中惨败的首次实战经历。此外，他还像阿登·布霍尔茨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于战场态势有着近乎用指尖触碰的敏锐感觉，这便是他的第六感”。 由老毛奇一手完善的军事架构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经历了*为严峻的考验。整场战争期间，老毛奇对构成普鲁士军队的部队及个人执行其所肩负任务的能力表现出了完全放心的信赖态度，哪怕他们的对手是外界眼中一直以来的欧陆**大军事力量。 对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进行军事指挥活动）的伟大指挥官进行盲目比较——这*终只会是徒劳之举。不过，老毛奇在德意志统一进程当中的胜绩之巨显然不言而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都完全有资格被视为军事史上真正伟大的指挥官之一。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他在普法战争期间的执行决策，但这只不过是足以说明他成功运用了自己一手发展出来的战争原则；另一部分应归功于老毛奇所遭遇的对手，但*为重要的是他的手下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这位总参谋长的指挥下，接连参与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战役并为之有所牺牲，*终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彻底击败法兰西第二帝国，接着在另一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争中完全摧毁了国防政府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