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之道——从印刷机到数字云

　　《著作权之道——从印刷机到数字云（知识产权名著译丛）》：　　其实，伯恩斯可能是想暗示，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根本不是一个出版商，而只是一个印刷商。他提交作为证据的公司财务报告显示，迄今为止，该杂志的*大支出就是印刷费（《免疫学杂志》1966年的报告表明，该杂志当年的总支出为92306美元，其中将近77000美元用于印刷、邮寄和日常管理支出。只有略多于14000美元用作“编写”与“编辑”费用）。难道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只是韦弗利出版社的一个附属部门，仅仅是把日常工作与控制它的这家更大的印刷公司进行连接的一个工具吗？　　现在轮到伯恩斯来推进他的案件了。在接下来5天多的时间里，他询问了一个又一个证人，将他们的证词指向美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构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时，通常采用的四个衡量要素：被告复制的部分占全部作品的字数比例（这一条有利于帕西诺，因为图书馆复制的是整篇文章）；著作权作品的特征（科学类作品特别有利于被认定为合理使用）；使用的目的（图书馆对医学研究以及疾病治疗的帮助，这一点也对伯恩斯有利）；并且，*重要的是，复印行为对于著作权作品的市场影响（帕西诺在就有关订户流失问题作证时含糊其词，也会对伯恩斯有所帮助）。　　伯恩斯的部分证人是本案所涉及文章的作者；另一些则是在医学研究与治疗过程中查阅过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所出版文章的人。从中可以得出两条信息：威廉斯·威尔金斯期刊的文章作者并不反对图书馆未付报酬而复印他们的作品；研究人员和医生希望能够简便快捷地获得相关期刊文章。如果一位外科医生必须等待重印本——并且重印本并不总能获得——那就意味着在他急需关键信息来拯救生命的时刻，却无法获得相关文字。这样表述尽管有时说得稍嫌极端，但是听起来也跟事实相差无几。艾伦·莱特曼在交叉盘问时，就没有什么成功的机会让伯恩斯的证人发生动摇。　　伯恩斯的*后一名证人是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目标针对的是合理使用的第四项要素，即图书馆复印对于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的市场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害。布卢姆曾任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他带着统计表格与彩色图表出庭。他在作证时指出，自1960年开始，诉讼所涉及的《医学》《免疫学杂志》和《肠胃病学》等三种期刊的订阅数量的增加速度，远高于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增长数量，并且，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的收入增加速度，也超过了美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在科学研究方面支出的增速。　　莱特曼是**次看到布卢姆博士的表格与图表，但他现在必须快速作出一个战略决策，究竟是当场对布卢姆进行交叉盘问，抑或请求法庭延期审理，以便让自己有时间来研究该证词与数据。莱特曼并不具备经济学与统计学的背景，而他认为这些知识可能是在反驳布卢姆的前提与结论时所必需的。但是，身为一名处事机敏的诉讼律师，莱特曼从戴维斯初审法官那里寻找着可能的暗示，而戴维斯看起来似乎在说，若现在进行交叉盘问必有成效。戴维斯初审法官看了看那份可能呈交上诉法院阅读的审判记录，然后说，他会给莱特曼必要的时间，以便其准备对布卢姆进行盘问，但他又补充道，“不过，根据我从他的证词中所能了解的情况，我的印象是，这些分析没有什么内容——当然我的看法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会让你无法在短时间内对证人进行交叉盘问。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但我非常了解他的意思，甚至我已经想到了在交叉盘问时想要提出的问题”。这是莱特曼无法拒绝的一个邀请，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他未能提到戴维斯初审法官认为应当提问的那些问题，法院也会帮着提问。　　休庭十分钟之后，莱特曼开始进行交叉盘问，他从几个方面向布卢姆提出问题，以期找到证词中的薄弱点——布卢姆选择用以估算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业绩的指数、伯恩斯在形成其专家证言时可能起到的作用、布卢姆缺乏有关图书馆复印数量的数据。*后，他突然发现了一条提问的线索，而这对于现在正急着观察案件进展的戴维斯来说，显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假如布卢姆事实上拿到了有关图书馆复印的数据，他能否确定威廉斯·威尔金斯公司由于该复印行为而导致了任何的收入损失？布卢姆对此未予回答。由于没有实际数据，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