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

导 言 一 先秦诸子九流十家，蓬勃兴盛，其源皆起于周室衰微，诸侯并作，天下大乱。虽诸子间立言相异，各引一端，但万千议论，究其要归，无不在平治天下，此亦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者，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盖所谓“治”者，即治理也，蕴含安定、太平之意，亦指向政治秩序之重建。学者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或良非无故，德效骞（Homer H. Dubs）更直接地指出，在荀子的思想中，“政治哲学成为哲学的高峰（culmination）和目的，其余的一切皆必须从属于政治哲学”。 本书探讨的主题即是荀子有关政治哲学的思考。 不过，若要尝试清楚地界定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含义，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便到现在为止，有关何为政治哲学的精确定义依然言人人殊，悬而未决。当然，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亦即依据一套哲学观念对政治问题做出评价和解释；评价则涉及价值和规范，因而政治哲学要探究何种政治价值值得追求，并以此价值标准来指导、改善现实政治，寻求理想的政治生活。政治哲学*核心的问题是要对政治价值的来源、基础及其正当性进行解释，故达尔（R. A. Dahl）认为，“政治哲学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曾特别关注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由此而观，政治哲学如同伦理学一样，在本质上是一门规范性学科。 规范的另一层含义即意味着需要确定目的和理想，并为此设立制度和规则。因此，政治哲学不在于描述事物“事实”上如何，而在于探究事物“应当”如何，亦即什么是正当的、公正的，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审如是，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我们便不能仅止于说明（explanation），更需要证成（justification）。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G. A. Husserl）曾经指出：“每一规范定律都以某种价值认定（认可、估量）为前提。”所谓价值认定即是提出某种价值上好的目的和理想，同时也为成就和实现该目的和理想设立相应的制度和规则。正是从这个角度，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说得更为明白，“伦理学的研究和政治学的研究都不同于实证科学的研究，因为它们的特殊而基本的目标都是在确立应当如何行为，而不是确定目前如何、已经如何或将来如何行为”。自然地，如果把政治哲学当作某种目的性理论，那么，一般地说，一个完整的目的性理论的构成通常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此即“确立什么样的目的”“确立此一目的理据是什么”以及“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为何”。上述三个问题都是从理论的普遍性的角度提出的，同时也构成政治哲学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 二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荀子和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尽管荀子的理论千百年来招致许多学者的诟病，然而，要谈论儒家的政治哲学，荀子却是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去的一位学者。此一说法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其思想的自觉而言，另一方面是指其思想的系统而言。荀子的政治哲学**次自觉地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道德人生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意义清晰、逻辑连贯的解答，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在理论上对荀子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关切和重要问题提出说明和阐释。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既要考虑作为政治哲学这一学科所必须处理的普遍的理论问题，又要考虑荀子作为中国传统的儒者其所思所想的特殊性问题，并将此两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为此，本书采取紧扣荀子的文本，在理论上设计出一系列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提问，来逻辑地展现荀子思想之具体内容的方法，试图为读者呈现出荀子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答，并期望借此建构出荀子有关政治哲学的系统思考。这些问题包括为何要建立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建立何种秩序，为什么要服从权力，社会分配原则如何确立，君主应当如何待民，或君主的责任如何体现，理想的政治治理形态的判别标准是什么，性恶之人如何生出道德的动机，等等。本书的每一章的内容都可以从前一章中引出，但每一章所处理的某一特定问题又可以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无疑，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荀子的政治哲学应当如何讲，尤其是应当如何开始讲。“应当”总是意味着存在某种标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找到。不过，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还是有许多学者努力地尝试着寻找尽可能符合“标准”的讲法，而且事实上他们也已经得出诸多形色不同的讲法，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诸多讲法中的一种。 显然，检讨以往已有的各种不同的讲法构成了我们从事此类研究的预认性的前提和基础。回顾近150年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围绕荀子思想研究中的通史、断代史、专书专论、单篇论文、硕博士论文以及国外学者（主要是英语世界）的相关论著等等，我们发现，研究荀子思想的进路和讲法不仅表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而且也呈现出愈发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其中学者对荀子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便尝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探讨，表现出各不相同的讲法，如有的学者从组织社会出发，有的学者则从群居和一出发，有的学者从天人之分出发，有的学者则从人之性恶出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其中的任何一种讲法都包含着特定作者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也都有其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但如何透过《荀子》一书的文本，整理出一套合乎逻辑演绎的系统，进而呈现出荀子政治哲学的面貌，似乎总是像前方摇曳着的钟摆一样，吸引着人们不断地探索。 的确，正如学者所说的那样，健全的现实感是讨论政治哲学必要的前提。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政治哲学的目的是要在天下离乱、诸侯争霸的时代建立和实现一个“正理平治”的社会，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道”（《性恶》）。“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政治问题的核心关怀，“治”总是对着“乱”而言的，指向政治秩序的必要，而“治与乱”的问题在荀子那里乃已然呈现出理论上的“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亦即“为何会乱，如何去乱”。前者是对“乱因”的根源上的思考，后者是对“除乱”的方法上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的逻辑脉络。 理论上，“为何”的提问需要寻找或给出原因，而这种原因通常是“解释性的”（explanatory），它使得某种行为或现象可理解，如对天下“为何会乱”，我们会直接想到荀子所处时代王纲失坠、诸侯争霸、政治生活秩序荡然无存的“现实处境”或“历史环境”，或用《荀子》一书的话来说即是“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诸侯大倾”，“天下冥冥”（《尧问》），等等。以“现实处境”和“历史环境”的事实与天下混乱之间建立起因果对应关系的解释，在发生的意义上对事件或现象的产生过程无疑有其相应的解释效力。不过，即便如此，这种“处境”和“环境”的事实相对于哲学思考本身而言，我们只将之视为思想学说产生的外缘条件，换言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看，荀子对“天下为何会乱”的原因的思考主要不是注目于对经验现象的事实解释，而是根源于其自觉建构的一套理论预设的逻辑解释，并以其特殊的一套理论语言来加以表述，这套特殊的理论语言的核心即是基于人之性恶的“欲多而物寡”则争，争则乱，乱则穷。 审如是，当我们由天下“为何会乱”转而追问“如何去乱”时，“如何去乱”的问题又可进一步表达为“为何要建立秩序”或“秩序为何是必需的”。显然，相对于“天下为何会乱”的问题，“秩序为何是必需的”之疑问，我们的回答主要是要为秩序的建立提供论证的理由——不论这种理由是政治的还是道德的——而不是为建立秩序寻找原因。 然而，在理论上，对于“秩序为何是必需的”之疑问，至少可以有原因的解释与理由的解释，只不过原因的解释与理由的解释不同。原因的解释是将秩序作为一个行为或事件在其发生的历程中做出因果性的说明，这种原因的解释是描述性的。原因的解释可以使行为或事件（如建立秩序）可理解，但原因的解释却不一定使得相关行为或事件是被要求的，经得起证成的，亦即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理由的解释则不同，理由的解释不仅解释行为或事件，而且也“要求”行为和事件。假如我们就着荀子的问题意识而言，可以说在荀子那里，一旦究明了“为何会乱”的原因，则“为何要建立秩序”的理由在理论上已经蕴含为“建立秩序”的行为提出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在通常情况下，“理由”的“要求”总是意味着理由本身具有规范性，没有规范性的理由并不能指导我们的行动；而理由的规范性意味着理由为我们（建立秩序）的行为提供了（道德上）正确的标准，因而理由的解释不仅是解释性的、说明性的（explanatory），而且也是证成性的（justificatory）。它使得依理由而做的行为不仅是政治上正确的，而且也是道德上正当的，也因此，这样一种理由是客观的，是独立于个人主观的认知和偏好的。打个比方，一个学生上课迟到，老师问：“你为什么迟到？”学生回答说：“因为堵车。”堵车是上课迟到的原因，迟到是堵车的结果。这种解释当然不是说不对，因为他有效解释了迟到这一事件。但老师会说：“即便堵车，你也不应该迟到。”或者说：“即便堵车，你也有理由准时上课。”“不应该迟到”“有理由准时上课”便是对学生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它否定了学生有关迟到的原因的解释，蕴含着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准时上课是学生的本分，“本分”是理由，是一种普遍性的规范要求。 由此看来，荀子即使为建立政治国家（秩序）以止争去乱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的说明，不过至少就概念本身而言，合理性并不等于正当性，而正当性也不等于证成性。显然，荀子对有关政治国家本身的正当性和证成性的论证却并不是自明的，或者说，荀子更多是把合理性当作正当性本身。 审如是，当荀子说，因人之性恶，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圣王必为之立君上之势，明礼义之化，起法正之治，重刑罚之禁时；又，当荀子将孟子对人性善的理解重新置入“人情甚不美”（《性恶》），“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荣辱》）这种令人不快乃至令人忧郁甚至悲伤的经验世界之中时；或进一步，当荀子为我们描绘出任由这种“好利”“疾恶”“好声色”的人性的发展而造成“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性恶》）的“丛林世界”时，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其对“为何会乱”的解释的确已然超越了“事”的“起源性”上的说明，毋宁说，荀子用其独特的理论语言对所以造成“乱”的现象已经做了“理”的“根源性”的阐发；而荀子对“为何要建立秩序”的理由则使得圣王所创立的政治国家的存在成为政治上的“正当”，只不过这种政治国家在道德上的“证成”却依然有待于我们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