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2035发展战略总论

上篇 **章从自然知识分类到近代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学科”（academicdiscipline）是按学术性质和教学科目加以划分的知识领域及其分支，具体体现在专业研究机构、专业学会和期刊及大学系科专业的划分中。学科的划分规定了特定知识领域的问题集和研究范式，因此又具有“规训”作用。学科及学科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固然受其待解问题集的大小、重要性和内在知识逻辑等因素的支配，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文明中又会受到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随着相关知识的积累与发展，古人逐渐出现了对其进行分类的观念。“轴心时代”以来，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还是东方的中国，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分类体系。及至近代，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及科学革命的发生，欧洲的自然知识也开始急剧扩张，并导致其知识分类体系加速变化。随着近代科学的稳步发展、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各种新的学科开始出现，新的科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当近代科学知识在全球传播时，欧洲的科学学科体系也流传到世界各地。 **节欧洲古代到中世纪的自然知识分类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尚无法对自然开展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许多认识还停留在笼统直观的阶段。这时候的各种知识都包罗在统一的哲学当中，基本不存在其他独立的科学。尽管此时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往往服从于追寻世界本原的哲学目的及对日常经验的解释，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知识的积累，人们逐渐开始对自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在古代欧洲，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高于“自由技艺”的知识，是真实客观的、理性的、超越经验的，其中也包括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家的自然知识随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而变化。他们在讨论万物本原、变与不变等问题之外，还对感官认识和真正的知识（即真理）进行了区分。例如，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对知识进行了等级划分——越抽象的知识越高级。他认为“感知世界”（visibleworld）包括现实物体及其“影子”，研究它们主要是通过“物理学”（physics）或“自然学”（study of nature），但由此获得的认识并非真知。只有通过“理智世界”（intelligible world）才可以获得真知，认知它必须转向现实物体的“形式”与纯粹的“理念”，研究前者主要通过数学（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算术学与和声学），研究后者需要通过辩证学（dialectics，后来称为“**哲学”或“形而上学”）[1]。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对知识的分类方式对后世影响*大。他将知识分为三种，即创制技艺（productive art）、实践知识（practical science）和理论知识（theoretical science）（表1-1）。三种知识对应不同的思维，**种思维对应创制的思维，可创制的东西的本原内在于创制者之中，或为心灵，或为技艺，或为一种能力；第二种思维对应实践的思维，可实践的东西的本原同样内在于实践者之中，这就是选择（可实践的东西和可选择的东西是同一的知识）；第三种思维对应静观的思维，无论是自然事物还是数学对象都不是实践和创制的对象，因而只能进行理论的静观。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体系中，自然知识也是有区别的，世界本原、宇宙发展和存在的原因等问题属于形而上学，天文学、光学、力学等属于数学，运动学、生物学等属于物理学或自然学。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师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数学高于物理学，尽管它确实更抽象。另外，他还指出天文学、光学、和声学、力学比较独*，在数学中却具有更多物理学的特质，是一种“中介科学”（scientiae mediae）[2-4]。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欧洲的知识分类体系基本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中世纪经院学者将神学元素融入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但已经逐渐搞不清楚“物理学”、“伦理学”或“形而上学”具体指什么了。到了12世纪，圣维克多的休（HughofSt.Victor，1096～1141年）做了一次知识分类的综合，在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许多细节。圣维克多的休将创制技艺分成逻辑知识与技艺知识，后者包括织造、军备制造、商贸、农事、捕猎、医学、戏剧等[5，6]。在此期间，欧洲修道院学校的首要课程是神学，其他课程则主要为“七艺”——不过，学习“七艺”也是为学习神学而做准备的。“七艺”的理念起始于古希腊，成型于古罗马晚期，到中世纪才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固定课程。“七艺”包括“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包括辩证法、文法、修辞学，后者包括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7]。 至11～13世纪，欧洲大学开始出现，其主要由文学部（faculty of arts）、神学部（faculty of theology）组成。其中，文学部主要是“七艺”的延续，后来又增设了法学部（faculty of law）和医学部（faculty of medicine）。当时大学的学科体系是围绕神学构建起来的，认为神学*好地解释了世界的起源和规律，所有知识都是上帝赋予的，发现真理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经院哲学的逻辑论证和推理，各学科的研究与教学也都是在神学知识的规范和框架下展开的。之后随着翻译运动的进行，亚里士多德及其评注者的著作得以传入，并进入中世纪后期的大学课程。尽管与基督教神学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终还是被学校所接受。与此同时，世俗王权力量日益增强，文艺复兴运动逐渐兴起，大学的学科体系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着变化，学者们逐渐走出以神学为中心的学科范畴，开始追求关于自然和人类的知识，学科日益丰富，相继出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政治学、物理学、自然史、数学等课程，语言文学、诗歌等新学科也进入大学。虽然大学还沿袭着中世纪大学神学、文学、医学和法学这四大学部的格局，但是出现了大量的古典人文学科。这时也有学者开始反思原有的知识分类体系。例如，基尔沃比（Robert Kilwardby，约1215～1279年）便提出了一个能够包含全部已知学科的分类体系（图1-1）。尽管仍可以看到圣维克多的休的影响，但基尔沃比的分类体系显然更加精密、丰富且全面。不过，14世纪后的欧洲学者的兴趣从知识分类转向了新的逻辑学和物理学问题，直到科学革命时期，知识分类才出现新的变化[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