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

到什么时候？ 公元前43 年12 月7 日，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遭到谋杀：他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共和自由间歇性的捍卫者、专制制度声如雷霆的批判者。他*终被马克·安东尼的走狗追捕并刺杀，安东尼是统治罗马的军人集团的成员，西塞罗*后的令人目眩的辱骂辞所攻击的主要牺牲品：那是超过12 篇称为《反腓力辞》的演说，模仿3 个世纪前德摩斯梯尼对马其顿的腓力发出的几乎同样猛烈的攻击。这场追踪蜕变为一场复杂的，偶尔喜剧性的捉迷藏游戏，西塞罗难以决断是躲在庄园等待在劫难逃的敲门声还是尽快从海路逃离。*终刺客在他前往海边的舆轿里追上他，割开他的喉咙，将其头颅和双手打包发给安东尼及其妻富尔维亚，以示行动完成。这可怖的包裹抵达时，安东尼命人将这些遗骸展示在罗马的广场上，钉在西塞罗曾发表过许多激烈的长篇大论的位置；但在此之前，据说富尔维亚把头颅放在腿上，打开他的嘴巴，拽出舌头，摘下头发上的发簪，将它戳了又戳。
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前的百年内战中，斩首及随之产生的装饰品对罗马一线政治人物来说是某种职业风险。安东尼本人的祖父的头颅据说就曾在公元前1 世纪初一场大屠杀中为盖乌斯·马略的餐桌增色。西塞罗一位表亲被割下的头颅（用西塞罗的话说，“还活着且在喘气”）被呈给独裁者苏拉。在更为巴洛克风格的情节中，不幸的将军马库斯·克拉苏的头颅在帕提亚宫廷某次上演欧里庇得斯《酒神的女信徒》时充当过演出道具，克拉苏在公元前53 年败于帕提亚人手下，这是罗马*惨烈的军事灾难之一。有的罗马人在装饰祖先宅第的胸像那典型的头肩风格和诸多模特*终的命运之间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联系。公元前61 年，“伟人”庞培的凯旋式队列也曾抬着他的巨大头像在罗马穿行，后来这被看作其死法的征兆：公元前49 年9 月在埃及海滩上，他的头被割下并被“腌渍”（安东尼·埃弗利特［Anthony Everitt］在他的西塞罗传记中如此坦率表述），以便献给尤利乌斯·恺撒，他于数月后抵达了亚历山大城。
富尔维亚暴力对待西塞罗被割下的头颅的故事，含义超过了罗马政治生活中常规的施虐癖。她嫁给了西塞罗的两个头号死敌（先是令人不快而魅力超凡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他曾迫使西塞罗短暂流放，自己却被西塞罗一名心腹谋杀；之后是安东尼），现在她得到了自己的、女性的复仇机会。她用发簪刺破他舌头时，攻击的正是定义了政治程序中男性角色的那种能力—而且是西塞罗的专长。同时，她将一件无害的女性饰物转化为了破坏性武器。
西塞罗被谋杀并分尸的纯粹恐怖促成了这一事件后来在罗马文学和文化中神话般的地位。他的死亡成了罗马学童练习演讲术和名流雄辩家在晚餐后表演时的流行主题。学习演讲的人被要求对神话和历史中的著名人物提出谏言，或在众所周知的过去的罪行中选边站：“在谋杀雷穆斯的指控中为罗慕路斯辩护”；“劝告阿伽门农要或不要以伊菲格涅亚献祭”；“亚历山大大帝应否进入巴比伦，尽管有不祥之兆？”*流行的两种练习在无数罗马教室和晚宴上一再重复，包括建议西塞罗应该或不应该为保全性命而去请求安东尼宽恕；如果安东尼饶他一命的条件是要他烧毁所有作品，是否应该接受。在罗马帝国的文化政治中，这些问题有良好判断——安全地让旧共和秩序*虽败犹荣的支持者之一对阵所有人都逐渐视为代表专制制度不可接受的面貌的那个人；并在生杀大权的野蛮力量面前权衡文学的价值。罗马的评论家几乎一致相信西塞罗之死堪为楷模，这一点也很光荣。不论人们如何指控他一生中其他方面自私、摇摆不定或怯懦，每人都认为在这件事上他的表现堪称壮举：他从舆轿里伸出裸露的颈项，平静地要求暗杀者把活儿干利落（此后英雄们皆如此行事）。
对于西塞罗政治和写作上的其他成就，人们的评判就显得大起大落了。有些历史学家将其看作罗马在内战中越陷越深并*终落入独裁统治的背景下传统政治价值观的能干的代言人。其他人则谴责他用空洞的口号（“有尊严的和平”“社会秩序和谐”）应对罗马帝国面临的各种划时代问题。19 世纪，提奥多·蒙森在对西塞罗不断变换效忠对象（*终成为他号称憎恶的独裁者的傀儡）一事进行反思时，称之为“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埃弗利特的传记《西塞罗：动荡的一生》则将其刻画为理智的实用主义者，赞扬他“明智灵活的保守主义”。对启蒙运动学者来说，其哲学论述乃理性之灯塔。伏尔泰讲过一则不同寻常的故事，罗马使团前往中华帝国朝廷，给皇帝念了一段西塞罗的对话《论占卜》（详尽剖析了占卜、神谕、算命等活动）的译文后，方才赢得这位怀疑主义的皇帝的赞赏；而“图利的责任”，也就是他有关职责的专著
《论责任》（De Officiis），是许多17 世纪英国绅士的伦理手册。但这仰慕未能挺过智识领域中亲希腊主义的崛起；19 世纪和20 世纪多数时候，西塞罗的哲学—现代版本共6 卷——被认为不过是更早期希腊思想衍生的汇编，如果还有点儿价值，也只是因为提供了古代之后散佚的希腊资料的线索。埃弗斯特一有机会就给他做无罪推定，但就算是他也只能在这儿夸他“推广了天才”，并无创新，不过是“成熟的”综合者。
然而西塞罗职业生涯中有一件事，历来比任何事情都招致更多争议，那就是公元前63 年他任执政官期间对所谓喀提林阴谋的镇压。对西塞罗而言这是他*光荣的时刻。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差不多一有机会就提醒罗马人民，公元前63 年他曾单枪匹马拯救国家于危亡。他还试图以一首三卷本史诗令其成就不朽，诗名为《论执政官》。诗歌只有片段保留至今，如今*出名的是其中一句，往往被看作是挨过黑暗年代的拉丁语打油诗中*恶劣的诗句之一（O fortunatam natam me consule Romam，“啊幸运的罗马，在我任执政官时诞生”，一句押韵顺口溜，听着像是说“罗马城生来运气真好，我当执政官写个小调”）。毫不奇怪，从古代开始，其他人对于罗马人到底该多
感谢西塞罗就有不同看法了。
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是位青年贵族，他和许多同辈一样债台高筑，并且因未能赢得选举，获得他认为理应归他的政治职位而感到挫败。公元前63 年夏末，西塞罗通过各种地下消息源获知喀提林正在策划一场革命暴动，要烧掉罗马城，并取消一切债务—这对罗马保守人士来说是真正的恐怖。作为执政官，他将这一消息呈给元老院，后者宣布了紧急状态。11 月初，自称刚刚逃过一次未遂暗杀的西塞罗带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在元老院公开谴责喀提林，并实际将其驱逐出城，赶到伊特鲁里亚的支持者那里。一个军团被派去对付他们——喀提林在第二年年初死于一场战役；还留在罗马的同谋遭到围捕并在元老院一场激烈讨论后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依据是紧急权力法令。西塞罗耀武扬威朝着罗马广场上等待的人群喊出仅仅一个词，一个著名的词——“vixere”（“他们活过”——即“他们死了”）。
这些囚犯的命运立即成了一桩著名公案。公元前1 世纪*尖锐的政治争论之一（自此在其他政治体制中也往往如此）便是关于紧急权力法令的性质。应在何种状况下宣布紧急状态？戒严法、防止恐怖主义法案，或者用罗马人的话说—元老院*终法令，究竟允许国家当局做什么？立宪政府中止其人民的宪法权利，在何等程度上方为合法？在本案中，处决无视了罗马公民得到合法审判的基本权利（尤利乌斯·恺撒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当时他典型地灵光一闪，在元老院主张全无先例的终身监禁的判罚）。尽管西塞罗慷慨激昂，尽管他依赖紧急权力，他对那些同谋者的处理注定自食其果；4 年后果然应验，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控诉他未经审判便将罗马公民置于死地，并以此为据将其短暂流放。西塞罗在希腊北部备受煎熬时，克洛狄乌斯把刀子插得更深：他推倒西塞罗在罗马的宅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女神的圣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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