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

《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　　儿童视角小说的叙事方式与结构通常是以儿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和叙述者，以现实与回忆的叠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复合来构置具有较大时空涵容的叙事框架及文学空间，以儿童感性、纯然、未经世俗濡染的视界呈现广阔的成人社会以及现实生存秩序。在儿童不加修饰、客观化地对世界的复现中，作家的理性判断悄然隐匿其中，巧妙驾驭着儿童视角。借助于儿童与成人的并置复合叙事，作家实现着意味深长的思想表达与情感言说，即对复杂历史的隐秘书写，在童年、乡土的诗性回眸中包含着对自我人格生成、人生历程的眷顾与反思，对儿童本体与人类童年心理的深邃化描写以及对成人世界的虚伪、暴力等种种痼疾的深层指涉。这种叙事结构由于“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儿童话语-成人话语”的两重空间、两种视角、两套话语而使小说文本充满了较强的内在张力和艺术创造力，作家以这两种视角在两重空间之间自由穿梭，诉说复杂的情感，寄寓深刻的意义。儿童视角为小说文本架构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支点，一个对作家来说可进可退的叙述策略，它所具有的叙事可能性及灵活广阔的表达空间使文本凸显出巨大张力，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体样式与小说结构的生成。儿童视角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心理情绪与感知方式层面，即作家心理机制与意识层面的“儿童化”，作家从成人心态退守到稚真、朴拙的儿童状态；二是话语与叙述层面的“儿童化”，即叙述方式上以儿童作为核心人物与叙述主体。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记忆小说，有许多是以儿童视角写成的，“儿童”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担当着小说文本的叙述者和“讲故事”的人。“儿童”在作家笔下并非仅是描写的客体，更多还是一种儿童化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与非成人化的视角方式。　　法国作家捷妮雅·布里萨克在中法文学系列对话——“两仪文舍”活动上，与中国作家莫言在讨论“孩子”这一共同话题时指出：“孩子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和方式。”①儿童作为一个命题在文学中的书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儿童视角也是儿童文学中屡见不鲜的一种文学技巧。然而，成人作家在非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戴着儿童的面具发声，从中提取出一种非成人化的视角，这却是颇具意味的修辞策略。对于作家来说，用这样一个独特而隽永的文学技巧必将建构出一个生动、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与文学版图。儿童视角本质上是一种边缘化叙事。按巴赫金的分类，傻子、骗子、小丑等社会角色都属于边缘化人物，以他们的视角形成的叙述构成了边缘化的文学叙事。巴赫金的边缘化叙事有很强的文化意味，即“从边缘制造文学革命。以边缘体裁小说，颠覆传统的体裁观念；以边缘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发挥特殊的形式——体裁面具功能”。儿童的地位是边缘的，儿童的眼光是“去蔽”的，较少受人类“文明”或世俗积习的浸染，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从叙述的角度看，全部叙述可分为全知叙述和限知叙述。在西方，福楼拜率先使用限知叙述，试图把作者从小说中驱逐出去，转而用个性化的人物及其视点结构小说，《包法利夫人》便基本是以爱玛的眼光进行叙述的，而到了他的《情感教育》中，则以弗烈德里克——一个不成熟的少年作为核心人物。不管是社会下层人物爱玛还是不谙世事的弗烈德里克，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物，福楼拜以他们作为叙述人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叙述道路，奠定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原则与叙事美学。成人的理性视角、文化政治等宏大视角是理解世界的常规视角，而儿童感性、边缘化视角下的世界是异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的。　　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铁孩》《罪过》等小说，都是以儿童的夸张、神秘的感知。表达儿童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儿童用种种方式——如吃铁（《铁孩》）、与死亡的神秘感知和相遇（《枯河》），疏离以成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抗拒来自成人社会的冷漠、暴力与淫威；或者以沉默的方式反抗源自成人的威压（《透明的红萝卜》）——也即儿童通过拒绝语言来拒绝成人的文明法则和社会规范。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常常活跃着一群顽童，他们或调皮、顽劣，与成人“不合作”，或是一群被成人社会遗忘的“精灵”。这些儿童有着孤独的心理特性以及饥饿的身体体验，而这恰恰是作家本人童年*深切的两种生命体验。莫言正是将其童年的这番体验移植到他笔下的这群儿童身上，以他们的感知和视角书写世情冷暖、生命成长历程。可以说，莫言对儿童与儿童视角的钟爱并非偶然，它凝聚着作家自我主体的情感记忆与生命体验，在对早年记忆、在对高密东北乡的精心书写与对自己的情感和文学版图的描绘中，莫言首先与“孩子”相遇了，这种相遇使作家找到了一种适应其表述的叙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