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文学时刻

写作：*接近创世的人类行为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书籍都不会带给你幸福，但是它们却秘密地把你带回自己的内心深处。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太阳、星辰和月亮，因为你渴求的光明在你自己身上隐藏。在那成堆的书籍中你长期寻找的智慧，此时从每一页上闪光——因为它已是你自己的光芒。 ——［德］黑塞 我出生于1967年，这一年小说面临困境。用自己诞生之年当坐标，是一种文学史意义的调焦，对阅读和写作空间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年*轰动的文学事件是评论家罗兰·巴特发表了《作者已死》一文，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则论断《文学的枯竭》，美国街头出现了性解放运动——“爱之夏”。这一年，美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正在写《法国中尉的女人》，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创作完成。此时的中国，街头回荡着样板戏的激昂唱腔，有限的几本小说将成为我少年的启蒙读物。 1967年，加拿大电视台播出关于萨特和波伏娃的纪录片，镜头里，两人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奋笔疾书的声音外，一切都那么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稿纸。从1929年到1980年萨特去世，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位作家、思想家的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永远相爱但决不结婚，彼此自由而决不干涉。波伏娃酷爱爬山远足，萨特只爱烟斗和笔，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情人，但默契的爱情关系难以撼动。他们遵循着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成为人类爱情真谛的象征。 1967年，西方世界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争取自由的运动正在酝酿。文学革命已经行进了半个世纪，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几乎被摧毁，新口号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被讲述的故事同样重要。” 我大概四岁记事，因为还记得母亲生妹妹的情景，那天我被赶出家门，独自在街上闲逛，应该是刚下过雨，墙上的标语被风雨刮得片纸飘零。现在想起来，1967年的家乡应该和我记事时候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一员，随着春夏秋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按时按点出工干活，挣工分。日常主食是玉米面，白面只有过年过节吃上一顿。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小人书，为了凑够全部四十八本，新华书店每有上新就缠着外公要零花钱。现在我的书架上还留着当时的十二本残册，是来自故乡老屋仅存的念想。平生买的**本书是《唐诗选》，价格是两元一角，当时对外公来说是实在过于昂贵。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我开始读小说，**本书是长篇小说《李自成》，其次是《红旗渠》，《敌后武工队》是借来的，并不完整，到现在还对仅存的残页上的情节印象深刻。那应该是1978年前后的事。一个农村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一年中国走上了变革之路。 1980年上初中，那几年，我已经可以订阅《中学生》杂志了。《红楼梦》《西厢记》和“三言两拍”也是这时候囫囵吞枣读的。高中时期，**届中国短篇小说获奖集让我对文学痴迷不已。而真正接触文学这个概念是1986年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至此，我的十八年文学因缘就这么三言两语勾勒出来了。在此之前，我读过的小说一只手能数得过来，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复苏正好伴随我的成长。我上大学报的二十几个志愿清一水儿都是中文系，正源于那可怜的几本文学启蒙读物。我深信文学爱好源于基因，青春期的十八年文学贫瘠还是让我走进了中文系，而童子功的缺失可能需要我用一生去弥补。 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小说概念源自西方，它的成熟也只有二百来年，以20世纪为界，之前属于古典范畴，之后进入现代主义。1605年《堂吉诃德》问世，这是西方现代小说公认的源头，塞万提斯向人们示范了“书写的可能”。中国的曹雪芹出生于1715年前后，《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晚期，大约是1746—1754年之间，康熙雍正在位时期。《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于1719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小说的兴起和现代世界探险、发现、发明、发展、压迫、工业化、剥削、征服几乎同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创作于1829—1849年，司汤达的《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诞生于1831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出版于1844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于1857年，《悲惨世界》1862年问世。我们许多人的书架上摆满了这些庄重严肃的名著，它们从遥远的19世纪望着我们。卡尔维诺在《关于小说的九个问题》中指出：19世纪的小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繁荣、丰富、充实，以至于小说当时的成就足够之后十个世纪享用不尽。 19世纪之后的文学面临向何处去的焦灼。V.S.奈保尔有个观点，他说，现代小说的模式已经确立，它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这些后来者都是在沿袭前人。我们不可能成为**人，我们可以从远方带来新素材，但我们要遵循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写作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一个人在岛上打响“开天辟地的**枪”。他认为写随笔的蒙田是设计写作程序的人，他们发现的兴奋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写作中拥有无法复制的能量。他以狄更斯为例，提出“狄更斯的凝望”写作方法：“写作一直都要求新，每一种天赋都在燃尽自己。”文学是其发现的总和。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人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弗洛伊德、尼采、詹姆斯、柏格森、马克思、爱因斯坦都在1910年前提出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开创性理论。当时间（柏格森）、意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现实（爱因斯坦、波尔），甚至伦理（尼采）都全然改变。当人类开始飞行，画面开始活动，声音在空气中遥遥传递，文学会发生什么？一场文学革命。伍尔夫说，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小说家和意识活动的关系也由此改变了，在科学和哲学上，对心理活动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弗洛伊德、荣格、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伯格森等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意识流的兴盛期很短暂，仅维持了三十年左右，但是它帮助界定了现代小说，改变了从此以往的作家塑造人物的途径。“新”小说实验的中心是记忆。20世纪开始，现代小说得以诞生。打开现代之门的小说家公认的有三位：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从这三位开始，小说的样态、形式、主题、语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停在对现实世界的重现、描摹，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法发生了改变。甚至对故事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出现了多样性，所谓淡化情节，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到1920年止，许多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瑟夫·康拉德、福特，美国的斯泰因、德国的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以及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等已经把小说中的传统彻底颠覆了。在谈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海明威说，他的作品的影响在于他把一切都改变了。 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口著名的“小马德莱娜蛋糕”引出了七大卷回忆录，这就是《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实在太庞大了，翻译它成为许多人毕生的事业。这个著名的段落是这样的： 我对阴郁的今天和烦恼的明天感到心灰意懒，就下意识地舀了一勺茶水，把一块马德莱娜蛋糕泡在茶水里，送到嘴边。这口带蛋糕屑的茶水刚触及我的上腭，我立刻浑身一震，发觉我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觉。一种舒适的快感传遍了我的全身，使我感到超脱，却不知其原因所在。这快感立刻使我对人生的沧桑感到冷漠，对人生的挫折泰然自若，把生命的短暂看做虚幻的错觉，它的作用如同爱情，使我充满一种宝贵的本质：确切地说，这种本质不在我身上，而是我本人。我不再感到自己碌碌无为、可有可无、生命短促。 感觉淹没了他，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言传的情绪、快感，然后是关于这情绪的缘起和意义的追问。一个人的生活流随着一小口温软的蛋糕滚滚涌来。还有一本更难读的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十七年时间写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天书”。它的**句是这样写的：“河水流淌，经过夏娃与亚当教堂，从凸出的河岸到凹进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循环大道，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破解这部*奇特的书成为世界文坛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梦。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内在的追问。它强调的是对意识的揭示，人物在*私密的层面上，对周遭环境的刺激是如何感知、处理和反应的，而当你走到意识*深处，再也不能往前一步时，将会发生什么？ 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一大批现代文学经典产生了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颠覆的世纪。19世纪小说中的很多东西被遗忘或刻意被回避，如情节、人物、主题、行为和叙事，而替代它们的通常是客观物体和感觉，不同视角下的相同场景。小说减少了对传统叙事构成元素的依赖，而越来越多地依赖意识和感知的瞬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反复冲刷、挣扎、沉淀，现在人们大概已经探索出一条更为有魅力的小说之路。文学史上那些眼花缭乱的主义、风格，有的如烟散去，有的成为历史术语，但他们强调的美学观念则留存下来，融化为文学的养分，流淌在文学的血液中。无论怎样革命、探索、颠覆，小说*本质的特征还是需要一个故事，改变的只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而已。在20世纪文学经典中，有一些被遗忘的作品*近重放光彩，如《斯通纳》《革命之路》等，它们的被发现很能说明当今小说的潮流或者读者的真实口味。 198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典礼上，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表示：“我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布罗茨基认为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是阅读诗歌。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文学是“一针解毒剂”。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和读者的交谈，是*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文学的阅读是一种逃遁，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把他晚年的收官之作取名《影响的剖析》，并用“文学作为生活方式”为副标题。这是他对自己诗学精髓*完整的一次说明，也是一种*深意义上的灵魂自传。他每年都要在课堂内外通读一遍莎士比亚，对许多诗人的诗都能背诵。文学是他的生活方式。 写作这部关于文学的书，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和爱好的回归，也是一种知识网络的搭建，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往前延伸到*原初的萌动，往后铺就一条灵魂的归途。一幅欧美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图景，在阅读和写作这一双重主题下得以呈现。同时对于写作技巧的自觉，让我有了一种职业敏感和审美选择。通过广泛涉猎作家们的文论、访问、讲座串起了一种关于文字与文学的知识谱系。我想回归文学得有一部书来承担过渡性使命，于是就有了这部关于文学和阅读的书。剧本写作、诗歌写作、小说写作、虚构与非虚构写作，构成了我这几年的私人实践。一个完整的自我逐渐清晰。卡尔维诺说每本书都是从另一本已经写成的书中诞生的，就像生物繁殖一样。所以，也许并不是我们在写书，而是书在写我们。我追着买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一本本读完，用自己的文字描述每一个作家，仿佛真的坐在他们面前聆听唠叨，我对他们充满仰慕。 《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是一个魅力无穷的专栏，如果说1925年创刊的《纽约客》是文化人的地盘，那么，《巴黎评论》堪称是作家之间的秘密聚会。《巴黎评论》的访谈有着迷人的纪实性，严格保留着现场的气氛和真实的节奏与细节，比如其中某个环节上会在括号里写上（上饮料），有人说，《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为诱人之处在于很多时候它关心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写作，甚至更准确的表述，是文学写作与写作者生命之间的关系。1953年春天，《巴黎评论》创刊于美国，《作家访谈》为其中*持久且*著名的专栏，很快成为杂志的招牌，并一举树立了访谈的文体典范，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持久的文化对谈”。作家都以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为荣，编辑苏珊娜将之称为“我们的魔力世界”。 关于《巴黎评论》，奥尔罕·帕慕克在后来的一篇序中坦诚、真挚地讲述了三十年来阅读作家访谈的感受，充满感激，心怀崇敬：“1977年，在伊斯坦布尔我**次在《巴黎评论》上读到福克纳的访谈。我就像无意中发现了宗教典籍一样高兴。”当时他二十五岁，和母亲住在一套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那时候，他坐拥一间“密室”，被周围的书包围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漫在四周，开始写他的**部长篇小说。为了成为小说家，他从建筑学院退学，闭门不出，沉浸在一个梦里：用词汇和句子表达的梦。刚开始写作的岁月，每当失去信心，对作家生涯的未来产生怀疑，帕慕克都会重读这些访谈，以支撑自己的决心，“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回自己的路”。他记得那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一卷《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他专注而愉快地阅读着。日复一日，他给自己立下一个纪律，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工作一整天，孤独地在同一个房间里享受纸墨的气味，这个习惯他保持到现在。他说*初读这些访谈，是因为热爱这些作家的书，想知道他们的秘密，了解他们是如何创造虚构世界的。他不但模仿他们的作品，连他们形形色色的习惯、状态、爱好和小怪癖也模仿，比如书桌上始终得有一杯咖啡。每次坐下来，读这些访谈，孤独感便会消退。多年以后，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他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但仍然会重读这些访谈，他说这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的我仍然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我们喜欢的东西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心灵的品质取决于我们的凝视和思考。文学是我的宗教，每个人都需要拯救，特别是当生活之水将你淹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