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

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这是真的。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一九六一年的全身像，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船”了。那是一九七五年，“*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 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漩涡之中，反而稀里糊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司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空里*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