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访谈录

童年、死亡和梦：对话塔可夫斯基
格拉：你*早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塔可夫斯基：我记忆中*早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座房子、一片开阔的平台，平台上有台阶——只有五六级——还有栏杆。在楼梯和房子的一角之间，有一大片紫丁香丛。这是一片凉爽的沙地。我会玩滚铁环，从门口一直滚到花丛中。突然，我听到天空中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我害怕极了，藏在了花丛里。我抬头望着天空，因为声音是从天上传来的。那可怕的声音越来越响。突然，我在树枝间看到一架飞机划过。那是1933年。我从未想过那可能是一只鸟，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东西。
格拉：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塔可夫斯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家了。此后我们也会见面，不过见得很少。关于父亲，有两段回忆让我印象深刻。**段回忆是，我们住在莫斯科老城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只有两个房间。我父亲，你知道的，是一位诗人，有时候写诗一写就是一整晚。他在打字机上打字，每晚我都能听见他问母亲：“玛丽亚，告诉我，你觉得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然后，他会读一行诗给母亲听。他总是谦虚地接受母亲的建议。
第二段回忆恰恰相反，是在我大一点的时候，那会儿我已经上学了。有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来。我和妹妹已经睡着了，他和母亲在厨房里争吵。父亲希望我搬去另一所房子跟他一起生活。母亲不同意。那一晚我无法再入睡，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第二天他们问我想要和谁一起生活，我该怎么回答。我意识到自己绝对不可能和父亲一起生活，尽管见不到他我会很想念。
格拉：你如何看待死亡？
塔可夫斯基：我不害怕死亡，一点也不害怕。死亡吓不倒我，让我害怕的是肉体上的折磨。有时候我觉得死亡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生活中很难感受到的。因此我不害怕死亡。但是，真正让人心痛的是心爱之人的离世。
我们哀悼至亲的离去，显然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就自己对他们犯下的所有过失获得原谅。我们在他们的坟墓旁哭泣，不是为他们感到伤心，而是为自己。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得到原谅了。
格拉：你认为人去世以后一切都结束了，还是以另一种生命继续？
塔可夫斯基：我坚信生命只是开始。我知道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是本能上我们知道自己是永生的。这太复杂了，我没法解释。我只知道忽视死亡的人非常恶劣。
深井里的一缕微光？
约翰逊：大家有一种感觉，你对人类很失望。看了你的电影，大家几乎都会为生而为人感到羞愧。在深井下还有一缕微光吗？
塔可夫斯基：说什么乐观悲观挺愚蠢的。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那些为自己披上乐观外衣的人都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不想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像古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悲观主义者都是深思熟虑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狡猾的，精于做戏，虚情假意。相反，胸怀希望才是人之本义。这是人类应有的状态。希望是人与生俱来的。面对现实，人不会因为希望不合理而丧失希望。希望不需要合乎任何逻辑。德尔图良说得很对：“因为离谱我才相信。”希望往往生长于现实生活中*肮脏卑劣之处。道理很简单，因为恐怖和美丽一样，会让信仰者产生希望。
约翰逊：人生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梦境？你会幻想吗？
塔可夫斯基：我从梦境中知道了很多。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过我不喜欢把梦公之于众。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的梦分为两类。一种是预言式的梦境，来自遥远的超验世界。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梦境，是我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中产生的。预言式梦境出现在我入睡之时，当我的灵魂从尘世中抽离，上升至高山之巅。人一旦远离平庸的日常生活，便会慢慢觉醒。在觉醒时刻，他的灵魂依然是纯粹的，梦境中的画面也是寓意深刻的。正是高处的这些画面让我们自由。不过问题在于，很快它们就会和稀松平常的画面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这里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时间是不可逆转的。这让我相信，时间和空间只可能以物质形态存在。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
……
约翰逊：你如何看待现代主义？
塔可夫斯基：我就像一个双脚分别踩在两条船边缘的人。一条船要往前开，另一条要向右开。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落入水中。人类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位置。如果人类意识不到他在自欺，我认为人类前途会一片黯淡。不过我知道，人类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像血友病患者一样，因为睡觉前抓破了自己，在睡梦中流血而亡。艺术应当提醒人类，他是一种精神存在，是广阔无际的精神体的一部分，而这个精神体也是其*终归宿。如果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哪怕只是问一问自己这些问题，他就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救赎。答案是什么不重要。我知道，人类一旦开始问这些问题，他就不可能继续按照以前的方式活着。
约翰逊：挺奇怪的，喜欢你电影的人，也是斯皮尔伯格科幻小说的粉丝。他也深受孩子们喜爱。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塔可夫斯基：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斯皮尔伯格、塔可夫斯基……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大错特错！世界上有两类导演。一类导演把电影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他们会问自己关于个人的问题，会把拍电影当成磨炼，当成恩赐和义务。而另一类导演则把电影当作赚钱的工具。比如说《E. T. 外星人》这种商业电影，从故事设计到拍摄，都是为了*大限度地取悦观众。斯皮尔伯格借这部电影达成了目标，自己也名利双收。我的目标从来不在于此。对我来说，这些都索然无味……
约翰逊：但是你在苏联非常受欢迎。要看你的电影得抢票。
塔可夫斯基：其一，在苏联，我是一个被禁的导演，这会引起观众的好奇。其二，我认为自己试图传达的主题都源于灵魂深处，对我、对其他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三，我的电影不是个性的表达，而是祈祷。我拍电影的时候，如同过圣日一般。就好像我是在圣像面前燃起一支蜡烛，又好似在其面前献上一束鲜花。如果你告诉观众的皆发自肺腑，他们*终也都会理解。我不会在语言上故弄玄虚，来展现更简单、更愚蠢，或者更聪明的效果。缺乏真诚会毁掉整个对话。时间已经向我证明了。当观众明白我说的都是朴素的语言，我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傻瓜，而是直抒胸臆，他们就会对我拍的东西感兴趣。
约翰逊：索尔仁尼琴说，西方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东方才有真实可言。对此你怎么看？
塔可夫斯基：我的看法与这些预言恰恰相反。作为一名东正教徒，我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我绝对不会背弃自己的祖国，即使我再也不能回国。有人说真相来自西方，也有人说是东方，但幸运的是，历史总是惊喜不断。在苏联，我们正目睹精神和宗教的觉醒。这当然是好事。但要找到第三条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约翰逊：死亡的另一面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去过那里？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的？
塔可夫斯基：我相信一件事：人类精神是永恒不朽、无坚不摧的。那里可能千姿百态，但不管是什么样子都不重要。我们所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重生。毛虫作茧。我觉得死后的生活才是令人不安的。要是把自己想象成拔掉的电话线就简单多了。那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这种情况下，上帝也就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