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文学的昨天

前言或编辑心得或其他（100字以上200字左右） 自 序 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无论你怎样的不遗余力，都无法予取予夺，阅尽奇珍，而只能有取有舍，量力而行，即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窄自己的文学视野及相关努力，即由原来信马由缰、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与作家关注，逐渐集中到其中的两个方面：一是以研究、评介和专题选编出版的方式，参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建设；二是从事文学研究，撰写学术随笔，以此与中国现代作家对话。这本学术随笔集《遥望文学的昨天》，便是我在后一种向度上摸索前行的部分成果。 我撰写研究和评论文章一向缺乏严格的—— 但有时也是僵硬板滞的——“学科自觉”，而情愿让手中的笔墨扣紧心中或文本的问题逶迤前行，收入本书的研究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文字亦复如此。不过既然是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没有比较集中的视线和相对稳定的对象，就不可能不形成自己的聚焦点和着力处，具体到本书来说，即有一批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人际关系中频频现身，进而成为本书四个文章专辑的关键词：**辑：以鲁迅为中心；第二辑：环绕瞿秋白展开；第三辑：萧红、萧军和丁玲是连环主角；第四辑：从鲁迅、茅盾和聂绀弩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某种联系说开去。如果把上述作家从文学史划分和创作倾向上加以概括，即可发现，他们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 20 世纪30 年代的左联，以及以左联为主导的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转变的连接点和融会处，是真正的人民文学的出发现场与奠基阶段。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当年的左翼文学运动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幼稚、生涩与偏颇，甚至留下了“左”的印痕乃至教训，但就整体而言，它的成就和贡献是主要的和本质性的，是不可否认和无法磨灭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如作为左联盟主和旗手的鲁迅，曾参与过党对左联的领导工作的瞿秋白，在文坛留下了鼎新或传世之作的著名作家茅盾、丁玲、萧红、萧军、东平等，其秉持的为真理、为正义、为平等、为弱者发声的基本立场和战斗精神，以及各具匠心的艺术探索，各见所长的人生实践和创作经验，迄今闪烁着绚丽的光彩，仍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乃至修身做人的不容忽视的有效镜鉴和优秀资源。唯其如此，我在研究现代文学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同时亦把笔墨更多地落在了他们身上。但愿我这一番努力不是隔靴搔痒，或者郢书燕说。 收入本书的文字无疑包含着学术上的思考和追求，但构成文本和诉诸读者的文字，却依旧是我喜欢也习惯的随笔体。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在文本表述层面丰富主体情致、激活艺术感觉、强化其感染力与可读性的考虑，但更深一层的想法，还是想探索一下现代述学文体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我总觉得，在当下的文学乃至学术空间里，除了“穿靴戴帽”、规矩森然的“学报体”之外，鲁迅所提倡的“轻论文”，李健吾所擅长的“印象式”文论，何其芳构建的“诗性”文论，雷达殷切呼唤的“美文式批评”，都有属于自己的旺盛而强劲的生命力，都值得积极尝试和深入拓展。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依旧愿意在这一向度上做些探索，做些努力。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庶几就是如今之我。 壬寅冬日于滨城 精彩书摘： 丁玲和萧军：也有风雨也有晴 一 1981 年8 月，应美国多所大学邀请，萧军在女儿萧耘的陪伴下，赴美国加州参加了“鲁迅和他的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萧军又应邀去美国多地走访讲学，其中包括做客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而在那里，萧军巧遇同样应邀来此访问的丁玲。两位相识于20 世纪30 年代，且在峥嵘岁月里多有交集的老作家，异国邂逅，域外相逢，是怎样一种情况，都谈了些什么，对此，所有的传记作品均阙如，丁玲讲述自己在美见闻的散文集《访美散记》也不曾提及。倒是当年负责联络接待萧军赴美参会，时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的李欧梵先生，在前几年撰写的《读〈延安日记〉忆萧军》一文中，提供了一段零距离的现场记录： 在美国的鲁迅会议结束后，爱荷华的聂华苓邀请萧军往访，我带他们父女同行，原来丁玲也适在爱荷华…… 抵达的当晚，在华苓和安格尔家的阳台上，萧军亲向丁玲兴师问罪。至今我们还记得他说的话：“当年在延安，你们一大队人来找我，一个个轮流批斗我，我就是不怕！你们要来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谁会是我的对手？！”听得在场的客人都傻了眼。事隔三十多年，我或许记不清每一句话，但萧军的确如是说。丁玲呢？反而态度大方，只回答说：事隔几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罢。萧军悻悻然，并不领情，场面一时很僵。 这段文字承载了如下信息：当年在延安，萧军与丁玲曾经发生过严重分歧与激烈争论，彼此之间一度剑拔弩张，几近势不两立。时过境迁后，丁玲变得态度豁达，而萧军仍心存积怨…… 应当承认，这是历史的真实，但也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个片段或一个侧面。事实上，丁玲和萧军作为左翼文学和文化营垒的重要成员，他们留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和面影，更为缭乱斑驳，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当中有困厄中的推心置腹，也有旋流里的欲说还休；有分道扬镳的烦恼，也有峰回路转的释然，可谓“也有风雨也有晴”…… 时至今日，全面了解、努力还原历史上的丁玲和萧军，显然是一个既有意味也有意思的话题。 二 1934 年11 月，萧军和萧红由青岛来到上海寻找鲁迅，斯时的丁玲，已早在1932 年5 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并软禁于南京，直到1936 年春天才逐渐有了部分自由。因此，萧军在上海期间无缘结识丁玲。不过，当时的萧军显然是关心丁玲的，他初到上海给鲁迅写信了解左翼文学的情况，就曾询问过丁玲被捕后的相关消息。而在四十多年后，当他为鲁迅当年的回信做“注释”时，又信手写道，关于丁玲被捕的消息，他是在哈尔滨时就知道了的。由此可见，萧军对丁玲的关注由来已久。 1938 年初春，已由上海转至武汉从事文化抗战的萧军，应李公朴、臧云远的邀请，同萧红、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田间等一起，前往山西临汾，参加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学工作。这时，在一年多前摆脱了国民党掌控的丁玲已到达陕北，并出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主任。应当是2 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已在山西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数月的丁玲，率团来到临汾，萧军终于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女作家。 从现有的材料看，西战团与萧军、萧红等一批文化人在临汾相遇，气氛是热烈的、关系是融洽的。正如当时在场的端木蕻良所写：“在临汾，萧红和我们都是**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我与萧红》）这一点，在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至于这期间丁玲对萧军有着怎样的**印象，似乎一时找不到太直接的材料；而萧军对丁玲*初的感觉和认识，则化作“段同志”这样一个纪实的形象，进入其一年后完成于成都的长篇散文《侧面》之中。 萧军的《侧面》讲述临汾陷落后，“我”随民大师生一起徒步行进于晋西南一带，*后只身到达延安的一段经历。其中丁玲只是“过场人物”，仅出现在作品开始时写临汾撤退的几个场景中，尽管表现空间有限，但由于作家注入了笔力与情感，所以依旧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萧军笔下，丁玲性格开朗，待人真诚，言谈热情，举止大方。身为西战团的领导，她不仅能够组织全团积极开展工作，完成各项任务，而且很善于同“我”和“红”（萧红—— 引者）这样的新朋友相处。在日寇逼近临汾，守军开始撤退的时候，“我”和“红”围绕何去何从发生了分歧：“红”主张跟西战团转移，而“我”却坚持要去打游击。丁玲目睹了这些，先是劝“我”多为“红”着想，和他们一起走。待知道“我”决心已下，执意要去战场后，又建议“我”要打游击就去八路军，并主动表示可以请八路军方面为“我”办理“正式的护照”。唯其如此，“我”觉得，丁玲坚韧干练，是可以信赖托付的同志。于是，在临汾告别时，“我”不但一再请丁玲照顾将与之同行的“红”；而且在分手之后，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重要文字材料，托人转交丁玲代为保存。其托交信件写道： 段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在战火纷飞、生死难料的环境中，萧军这份托付所包含的内容和分量，恐怕不是一个“地址固定”所能全部说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侧面》中的丁玲似乎也有不同的侧面。请看**章中“她有孩子也有妈妈”一节：丁玲率领的西战团以及萧红等人，均已在临汾火车站登上火车，等候向运城方向撤离。已决定留在临汾的萧军赶来送行，他和丁玲披着夜色，坐在废弃的钢轨上闲聊，这时，作家写道： 我看着她那面对着我的，略略可以认清的眼睛，我的头轻轻地低垂下去。“我如今…… 什么都不想…… 我避免着我的灵魂的苏醒…… 我有孩子，也有妈妈…… 但是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想工作，工作，工作…… 从工作里捞得我所需要的。…… 我没有家，没有朋友…… 什么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有的只是我的同志…… 我们的党…… 我怕恢复文学工作…… 这会使我忍受不了那寂寞的折磨……”她每说一个字，全使我的神经感到一种寒凉，一种颤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