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大家精要：顾颉刚》：
　　郑樵樵是宋代著名学者，他觉得各科的学问是必须会通的，他打破了各家各派不能相通的疆界，综合一生的学问，编出了一部《通志》。郑樵对前人的著述都不太满意，他做过一部《诗辨妄》，对于齐、鲁、韩、毛、郑五家解释《诗经》的说法都有批评。顾颉刚晚年回忆说：“郑樵启发了我对《诗经》的怀疑，我一方面研究郑樵的思想，一方面研究《诗经》，我要离开了齐、鲁、韩、毛、郑五家的传统说法，自己来寻《诗经》的真正意义。”
　　学术研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顾颉刚之所以能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震动中国史学界的“层累说”，拨开笼罩在古史系统上的千年迷雾，是与前代诸多学者的努力和积累分不开的。因此，顾颉刚在后来回顾《古史辨》是如何产生时，总是念念不忘前人在疑古辨伪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他的启发。
　　正如顾颉刚所说，前人疑古辨伪尽管很有成就，但总难以冲破经学的束缚和孔子的权威，无法从根本上廓清笼罩在古史系统上的迷雾。这其中有个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而顾颉刚所处的时代与前代学者大不相同了，“五四”前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同时代学者著作的影响及师友的直接点拨和刺激，终于使顾颉刚在疑古辨伪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时代成就了顾颉刚，时代造就了《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册自序中，将他编写《古史辨》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时势、个性和境遇。就时势而言，顾颉刚认为，清代学者与前代学者相比，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也冲破了一尊的束缚，而且在古文家与今文家的互相攻击揭短中，使观战者破除了对某一家派的迷信。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在此背景下，整理国故的呼声*先倡始于章太炎，而实际领导者则是胡适。对顾颉刚而言，这两人都是他从事古史辨伪的引路人。
　　1913年冬，刚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曾与同学毛子水一道听过章太炎的讲学，他觉得章太炎的话既渊博，又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以前从没有碰到这样的教师，佩服极了。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在讲学中自然对今文经学大肆诋毁，但在顾颉刚看来，古文学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是极合理的。因此，他当时愿意随从章太炎之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听了章太炎的讲学，顾颉刚的治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从此以后，他敢于大胆做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他把这一觉悟看作将来在学问上成功的根源，而启发他觉悟的就是章太炎对今文家“通经致用”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