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档案(194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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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文开云韬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类榜单：文学

分类：文学 > 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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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22827070
装帧：一般纯质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其他
页数：268
出版时间：2024-01-01
条形码：9787522827070 ; 978-7-5228-2707-0

内容简介

总序“口头传统”译自英文oral tradition，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在中国蕴藏之宏富、形态之多样、传承之悠久，在当今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基于国内当时对于口头传统的学术研究，以及对于相关资料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处理较为落后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经充分酝酿，于2003年9月16日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此后，该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形成自身学术集群效应和研究论域的同时，也为从事各民族口头传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和一个更有活力的学术平台。总之，这一学术共同体有志于引领国内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推进国内口头传统研究朝向学科化进阶，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推向国际学术的舞台。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便与该中心在学术研究、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学科体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方面具备了较好的学术积累，民族文学、史诗学与口头传统成为该学院拥有特色和优势的专业方向。2019年8月13日，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成立了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协同创新中心大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和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多年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立足“服务内蒙、创新机制、汇聚队伍、整合资源、培养人才”的原则，通过跨机构横向合作，助推学术资源共享和思想生产。经过充分的讨论，本着推精品、推优品的学术宗旨，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向内蒙古大学申请“内蒙古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以资助出版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我们将这批著作命名为“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丛书”，**期拟推出《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1949～2019）》《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档案（1840～1949）》《草原文化中的马母题意象研究》三部著作。我们后续将着手启动第二期的出版规划，期待将该丛书做成一个长线的项目，以提升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丛书”的作者主要是该中心的中青年学者们。在此，我代表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各位同仁，感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内蒙古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由于能力和条件所限，丛书难免会有种种瑕疵，切望各位读者方家批评指正。我们深知，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终结。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将在已有的基础上稳步展开，也期待各位读者今后给予持续关注。朝戈金2020年6月8日前言1949～1999年，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史诗学术格局奠定，中国史诗研究有了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理论结构、不断演进的方法体系以及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功能，而且20世纪在史诗研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诸多中国学者，如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刘亚虎等也已悉数登场。1949～1989年，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为主要理论支撑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特征、价值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种与史诗有关的外国理论开始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几十年里被搁置的学术观点也被重新提出。一时间，满园花开，中国的史诗研究变得热闹非凡，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和其他世界史诗都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又以中国三大史诗的研究*为突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伏尔泰和维柯等对史诗的论述开始被频频引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国外其他各种与史诗相关的论述并存的研究局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海西希对蒙古史诗母题、类型的研究和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传到中国，国内史诗研究者开始把它们运用到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及其文化历史意蕴的研究中。当然，除了理论译介，还有一些重要的国际史诗研究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如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石泰安的《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等。这些国际史诗研究理论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中国学者认识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提供了理论利器和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开始突破西方的古典文艺理论及经典作家史诗概念的框架，从“英雄史诗”的范畴中拓展出“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两种史诗类型，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使得史诗在文类的界定上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为了在21世纪能够更好地砥砺前行，回顾和总结1949～1999年中国史诗研究的历程是史诗研究的题中之义。这也是我们编著《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档案（1949～1999）》的学术初衷。这里仅择其荦荦大者，对1949～1999年的中国史诗研究进行粗线条的梳理和述评，并总结与反思其间得失。一发现与搜集：1949～1966年的史诗研究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作为工作宗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自此，中国学人开始对全国的民间文学展开搜集，中国各民族史诗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了搜集的范畴。1956年，老舍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高度评价《格斯尔的故事》是“优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学著作，应当列入世界文化宝库”，并对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等提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方法以及其他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制订了编选“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的计划，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给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其中划入民间故事范畴的史诗有《格萨尔》《苗族古歌》《梅葛》等，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和云南省分别负责《格斯尔》《格萨尔》《苗族古歌》《梅葛》的定稿及写序工作。由此，中国学人开始对国内各民族史诗展开有目的、有计划的搜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梅葛》等诸多史诗被相继发现，对它们的搜集、整理以及出版等工作有了一定的规模。至20世纪60年代，青海地区已经搜集《格萨尔》19部74个异文本，由藏文汉译过来的《格萨尔》有29部53个异文本。华甲收藏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由王沂暖、华甲汉译出来，发表在《青海湖》杂志上。1962年，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翻译整理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专享公开出版的汉译本《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成果较多。琶杰演唱的近80小时的《格斯尔》被记录下来，而且誊写成了文字。1959年，其木德道尔吉将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整理出来，交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安柯钦夫将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汉译出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公开出版的**部《格斯尔》汉译本。1960年，桑杰扎布将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汉译，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0年，边垣编写的《洪古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3部回鹘式蒙古文《江格尔》。1964年，13部《江格尔》以托忒蒙古文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雄史诗集》，收入《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巴图乌力吉巴托尔》《忠毕力格图巴托尔》等5部小型蒙古族英雄史诗。随后几年，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印了内部资料《英雄史诗（一）》和《英雄史诗（二）》。《玛纳斯》的搜集整理成果也不少。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组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组先后两次深入柯尔克孜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搜集了《玛纳斯》的许多片段。1961年，《赛麦台依》中的“赛麦台依与阿依曲莱克”一章由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民间文学组和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实习组合作翻译，在《天山》杂志的第1、2期上刊发出来。1961年春，新疆《玛纳斯》工作组成立，集合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诸多单位的学人。至1961年底前，他们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史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记录了《玛纳斯》的各种变体，约有25万行。1961年，新疆文联将居素普·玛玛依**次演唱的《玛纳斯》口头文本译成汉文，作为内部资料使用。1961年12月14日、15日的汉文版《新疆日报》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奠》。1962年，新疆《玛纳斯》工作组搜集翻译整理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凯耐尼木》中的一节，刊发在《民间文学》第5期上。南方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成果也被陆续出版。1955年，仰星将在贵州清水江一带搜集到的《蝴蝶歌》整理出来，发表在《民间文学》第8期上。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内部编印了《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集）·黔东南苗族古歌(一)》，包括了《开天辟地》《铸撑天柱》《造日月》《种树》《砍枫木树》《十二个蛋》《兄妹开亲》等13首古歌。以潘正兴演唱的材料为主，综合其他歌手的演唱材料，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整理翻译了《阿细的先基》，于1959年将它交给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整理翻译的《梅葛》。1960年3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将翻译整理的《创世纪》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将杨芝、马学明等歌手演唱的《洪水滔天歌》整理出来，刊发在《民间文学》1960年第10期上。1964年5月，以蓝海祥唱译的《密洛陀》为基础，以后来搜集到的材料为辅，莎红整理出了《密洛陀》，于1965年将它刊发在《民间文学》第1期上。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存在不关注史诗歌手的相关情况以及演唱语境等现象,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做出了增添、删除、改动等诸多不科学、不规范的格式化行为。**，按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对各民族史诗的内容进行改编。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在整理纳西族《创世纪》时删掉了宣扬东巴“消灾禳祸”威力的诗行，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删掉了《阿细的先基》中祭神拜佛等一些混杂着迷信色彩的内容。第二，剔除重复的诗行和内容，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重复，有损史诗的艺术性。在整理流传在贵州清水江一带苗族地区的古歌《蝴蝶歌》时，仰星删除了他认为不必要的重复的诗行，使诗歌前后衔接更为紧凑。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认为重复的诗行妨碍突出作品的主线，延缓了情节的发展和推进，因此在整理过程中对许多重复的诗行进行了删节。第三，对同一首史诗展开多次搜集记录，然后将这些材料进行综合整理，汇编出整理者认为完整的一首史诗，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整理的纳西族《创世纪》。有时，一些中国学人以某一次搜集记录的史诗演唱材料为底本，综合与这首史诗相关的其他材料，整理出一首史诗，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搜集整理的《阿细的先基》。虽然在搜集整理等诸多工作环节上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不可否认，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成果是显著的。钟敬文曾说：“建国后，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可讳言，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或不足之处。在搜集、整理方面我们有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发现和刊行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史诗。这是世界文学目前的一宗收获。但是，在记录、整理的忠实性方面始终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而且中国各民族史诗的发现与搜集打破了以前言必称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囿限，有力地反驳了黑格尔提出的关于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史诗研究的资料建设时期，学术性的论文较少，大多是搜集者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下对搜集工作的感想和为出版的史诗撰写的序言，较为重要的学术论文有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刘俊发等的《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的《论彝族史诗〈梅葛〉》等。二史诗的起源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研究“”期间，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工作停滞了。“”结束后，党和国家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方向。在这种文艺政策和思想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工作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视，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迎来了新的契机，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许多可喜成绩。与此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的理论框架下，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其中对史诗起源的讨论较为热烈。20世纪50年代以来，《格萨尔》的产生年代问题一直是《格萨尔》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翔实而可靠的文字证据，要确切地说出《格萨尔》究竟产生在什么年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虽然如此，许多学者还是从史诗《格萨尔》的内容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不过因为解读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徐国琼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推测*初的格萨尔故事*有可能产生于11世纪末。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格萨尔王传》约产生于11世纪前后。许多学者根据史诗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将其产生时间推定为13世纪。由此，“宋元时期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讨论《格萨尔》产生年代的一种主要观点。黄文焕的《关于〈格萨尔〉历史内涵的若干探讨》提出“吐蕃时期说”，认为“《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吐蕃时期说”忽视了《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自身所特有的生成规律，赞同者不多。王沂暖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提出“明清时期说”，指出要动态地考察《格萨尔》的形成过程。《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律。“吐蕃时期说”“宋元时期说”“明清时期说”对《格萨尔》产生年代给出了各自的解答，但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都很难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有争议的学术话题。随后几年，学界对《格萨尔》在漫长的不断积累过程中逐步发展的观点达成了共识，有意识地将《格萨尔》放在其自身的历史、地理以及口头传统的语域里讨论其形成过程。对于《江格尔》的产生年代，国内学人的见解各异。阿尔丁夫提出《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前的观点。《江格尔》没有反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历史事实，没有反映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西征的历史事实，也没有提及蒙古汗国建立的万、千、百、十户制度。据此，阿尔丁夫推定《江格尔》的产生和基本形成年代不可能晚于13世纪初，即不晚于1206年。齐木道吉等编著的《蒙古族文学简史》采纳了这种观点。色道尔吉也推测《江格尔》产生于四部卫拉特中的土尔扈特部，然后流传于国内外蒙古族民众聚居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后。宝音和西格在《关于史诗〈江格尔〉创作于何时何地的问题》里提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蒙古部落迁徙到新疆阿尔泰山建立四卫拉特联盟时期，即脱欢和也先统治的15世纪。仁钦道尔吉主张《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后。他从文化渊源、社会原型、词汇和地名、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宗教形态、流传情况等方面综合阐发，指出《江格尔》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在这200年内《江格尔》的主要部分业已形成。仁钦道尔吉还否定了《江格尔》的“乌孙起源说”，批评了刘岚山在没有掌握任何材料的情况下，仅根据色道尔吉《江格尔》汉译本中的“昆莫”便推断《江格尔》有乌孙历史的影子的做法，驳斥了格日勒扎布通过字形、字音、字义把《江格尔》与乌孙历史联系起来的假设，认为刘岚山的观点“忽视蒙古族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忽视中央亚细亚地区整个蒙古和突厥英雄史诗的发展规律，企图把《江格尔》同现有卫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开”。同时，仁钦道尔吉反对那种把四卫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开而否认新疆卫拉特人对《江格尔》的创作权的观点，进而否定了《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前的观点。对《玛纳斯》产生年代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陶阳的“成吉思汗时代形成说”阐述了《玛纳斯》消化和吸收了成吉思汗时代前后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事实。胡振华认为《玛纳斯》于10～12世纪形成。张宏超的“10～16世纪形成说”认为《玛纳斯》产生于柯尔克孜人迁徙到天山地区以后，下限是柯尔克孜人伊斯兰化之前，即形成年代不会超过16世纪。这个学术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白多明和张永海的“辽代形成说”指出《玛纳斯》大约产生于11世纪，史诗中的“北京”即契丹首都临潢。郎樱依据居素普·玛玛依和艾什玛特的《玛纳斯》唱本内容，结合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发展情况，推断《玛纳斯》**部基本形成于13～16世纪，而《玛纳斯》的其他七部基本形成于16～18世纪。这些对史诗生成年代的讨论大多从各民族的历史、史诗的基本内容等方面出发推断史诗的产生年代。孰是孰非，一时之间难以给出一个定论，而在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对史诗生成年代的讨论逐渐转向对史诗生成过程的讨论，侧重考察史诗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如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研究过程中，格萨尔其人也成为当时学术论争的焦点。较早对格萨尔其人展开历史研究的中国学人应该是任乃强。参证《宋史·吐蕃传》、西夏史等典籍的记载，任乃强推定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的先祖，即唃厮啰。1979年，王沂暖肯定了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批评了格萨尔的关羽说和外借说，对任乃强提出的格萨尔是唃厮啰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和阐发。1982年，开斗山和丹珠昂奔对格萨尔其人的“历史人物说”、“外族说”和“先有模特儿，后成文学形象说”进行了述评，将《格萨尔》内容与史料互相参证，倾向于支持格萨尔是唃厮啰的观点，但没有对唃厮啰是否为林葱土司的祖先给予学术论证。上官剑璧提出了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祖先的观点，根据《格萨尔》的内容和流传区域以及藏文典籍等多方面的资料论证了格萨尔与林国的关系。随后，王沂暖支持上官剑璧的说法，认为格萨尔应该是林国的首领。1984年，吴均否定岭·格萨尔是唃厮啰的观点，提出了格萨尔是以林葱地方的首领为模特儿发展而来的观点。格萨尔是藏族民众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将他与藏族历史上的人物过分比附是不科学的，不能将他与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同起来，他应该是一个综合了藏族历史上诸多英雄人物特征的典型人物。对格萨尔其人的探讨，应该将历史研究与文学艺术形象的创作规律结合起来。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出发，结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依据文学具体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观念，宝音和西格的《谈史诗〈江格尔〉中的〈洪格尔娶亲〉》、色道尔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王沂暖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索代的《试谈〈格萨尔王传〉的社会内容》、刘发俊的《论史诗〈玛纳斯〉》、周作秋的《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等许多研究成果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展开了美学分析，阐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挖掘其社会文化内涵。这一时期，中国学人还拓宽了国际学界的史诗概念，提出了“创世史诗”的史诗类型，丰富了世界史诗的宝库。三情节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史诗研究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政策下，国外的各种诗学理论陆续被引入国内。一时间，中国的史诗研究变得热闹非凡，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刘亚虎等中国学人悉数登场，挑起了20世纪90年代史诗研究的大梁，开创了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在尼·波佩、海西希的蒙古英雄史诗母题研究的影响下,情节结构类型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以海西希的母题分类法为指导，仁钦道尔吉创造了“英雄史诗母题系列”的概念。“英雄史诗母题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诗中共有的基本情节，它们“各有着自己的结构模式，都有一批固定的基本母题，而且那些母题有着有机的联系和排列顺序”。仁钦道尔吉从众多的蒙古英雄史诗中抽绎归纳出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两种基本的英雄史诗母题系列。他观察到所有蒙古英雄史诗都是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在这两种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并根据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和组合方式的不同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单篇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在确立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诗核心情节单元的基础上，仁钦道尔吉探讨了整个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和人物形象的发展规律。他对在中国境内记录的全部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其异文共113种文本进行了研究，阐释这些史诗文本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过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仁钦道尔吉把这些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从中抽绎出两种带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母题系列，以它们为核心分析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各种发展形式，由此使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在空间性和时间性上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英雄再生母题的一种特殊类型——英雄入地母题不仅广泛存在于突厥语族的民间叙事文学中，还存在于许多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郎樱的《英雄的再生——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推定这个母题的原型是“英雄追赶妖魔入地，鹰驮英雄返回地面”，并对它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行了较为科学的阐述。她分析了“英雄入地是由于朋友或兄长的背叛”和“英雄斩蟒救鹰雏，大鹰报恩将驮英雄归返地面”两个英雄入地母题的亚母题类型，指出它们是英雄入地这一古老母题不断扩充、发展和派生的结果。郎樱的《玛纳斯形象的古老文化内涵——英雄嗜血、好色、酣睡、死而复生母题研究》揭示了英雄嗜血母题、英雄好色母题、英雄酣睡母题、英雄死而复生母题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以及初民崇信顺势巫术与交感巫术的原始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阐述了以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为根基的《玛纳斯》文化源流的悠久性与古老性。这些母题的研究对于正确分析玛纳斯形象，深入研究《玛纳斯》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却日勒扎布的《书面〈格斯尔〉的故事情节与结构类型》利用世界各地收藏的《格斯尔》手稿或抄本，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搜集到的藏文、蒙文《格萨（斯）尔》的丰富资料，对书面《格斯尔》的故事情节与结构类型做了深入的探讨。斯钦巴图的《蒙古英雄史诗抢马母题的产生与发展》阐述了蒙古族游牧社会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信仰等与抢马母题的联系，指出抢马母题是蒙古族古代氏族部落间经济掠夺及经济军事双重性掠夺的反映，同时分析了抢马母题的符号化及其象征意蕴。乌日古木勒的《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指出蒙古族史诗中英雄死而复生母题起源于萨满入巫仪式或成年礼。史诗母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主要集中在蒙古族英雄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以及其他突厥语族的史诗上，南方各民族史诗的母题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同史诗传统的母题索引尚待编制，史诗母题蕴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含义有待进一步挖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专注于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的产生时代、流传过程、情节内容、艺术特点等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60年代。1959年，徐国琼就简要地指出了《格萨尔》与《格斯尔》的异同点，但没有明确两者的源流问题。1960年，桑杰扎布明确提出了先有藏族《格萨尔》，后有蒙古族《格斯尔》的观点。而后，王沂暖认为，蒙文本《格斯尔》既有从藏文本《格萨尔》翻译过去的东西，也有根据藏文本《格萨尔》部分情节发展创作的内容。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徐国琼、乌力吉、降边嘉措、王兴先、斯钦孟和、却日勒扎布、赵秉理等许多学人都对《格萨尔》和《格斯尔》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学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格萨尔》*早在藏族民众中流传，后来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格斯尔》等诸多其他文本。《格萨尔》和《格斯尔》比较研究为《格萨（斯）尔》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论述了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的文化内涵及其承载的独立价值、民族精神与审美理想，进而揭示了藏族和蒙古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规律，这些对于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蒙藏文化的互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史诗研究”丛书，它包括《〈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南方史诗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这套丛书对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要文本以及重要的史诗歌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许多较为重要的史诗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的成就和水平。此外，却日勒扎布的《蒙古〈格斯尔〉研究》（1992）、扎格尔的《史诗〈江格尔〉研究》（1993）、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1995）、贾木查的《史诗〈江格尔〉探渊》（1996）等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它们对中国史诗研究的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简而言之，1949～1999年的史诗研究奠定了中国史诗学的基本格局，为中国史诗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标志着中国史诗研究逐步走向成熟。本书择选了撰写于1949～1999年的11篇具有代表性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关于史诗讨论的文章，不仅涉及中国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还涉及南方各民族史诗以及域外史诗。其中，有的专论史诗的人物形象，有的专论史诗的说唱艺人，有的专论史诗的母题和类型，有的着力于史诗的比较研究，等等。对于这些文章，本书或以全文转载的形式，或以节录的形式，将原作忠实地呈现，并附有“评介”。出于种种考虑，本书对佟锦华的《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形成》和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在中国》做存目处理。在整理学者们文章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检索，本书在每一篇学者原作的结尾都注明了文章的出处。其中，饶宗颐、季羡林、陶阳和钟秀的文章节选自其著作，其余学者的文章均依据其首发期刊版本整理。为了充分尊重原作，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作的原貌，本书除了对个别讹错明显又影响文意的地方稍作改动外，原作中人名、地名、书名、译名、注释，彝文、藏文、希腊文等单词，以及部分脱、衍、讹、倒之处，皆一仍其旧。原文有拿捏不准的地方，因编者学识有限，一律保持原文。原作中双引号和书名号之间的顿号亦保持原状。凡排印漏误、容易引起歧义的文字，在不影响原意的基础上均径改，不出校记。同时，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本书对原作中的个别标点符号、异体字等进行了规范处理。当然，受各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本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还请众方家不吝指正！*后，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者们！赵娜女士作为责编，在本书的编校出版过程中贡献了专业的学术智慧和大量的辛勤劳动，她的爱岗敬业令人敬佩！同时还要感谢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各位同仁和领导的支持和帮助！预祝各位读者有愉快的阅读体验！

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巴·布林贝赫评介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 ——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形成佟锦华评介近东开辟史诗·前言饶宗颐评介英雄的再生 ——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郎樱评介《罗摩衍那》在中国季羡林评介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仁钦道尔吉评介《格萨尔》艺人论析杨恩洪评介藏、土、裕固族《格萨尔》比较研究王兴先评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王沂暖评介原始性史诗整体形态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刘亚湖评介西南创世史诗的特点及其结构陶阳钟秀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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