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 汉武帝的五十四年

前言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在《汉武帝的征伐》一文中说：

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

尽管鲁惟一所论仅着眼于军事，但可以扩及汉武帝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历时之长占了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很多人一生的寿命，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事变换。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凡帝王之史，一称本纪，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称纪，如《汉书·武帝纪》。“纪”是绞丝旁，本义为丝线。故班马的体例，也是以帝王一生为时间线，把其他相关世家、传、书、志等统筹起来，形成一部蔚然可观的时代史。
那么理论上，了解汉武帝五十四年执政生涯，时代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众生遭遇着怎样的命运，这样一本书应该很适合用编年的方式去写。唯有如此，读者才能逐步感受到历史车轮为何不可阻挡，大小人物如何被它裹挟前进。但可惜的是，历史上除了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王益之编撰的《西汉年纪》等极个别著作，很少有关于汉武帝时代的编年作品。现代著作，更是一部没有，无一例外都按主题分章撰写，比如征伐四夷单列一章，凿空西域单列一章，巫蛊之祸单列一章，财政改革单列一章……这种体例的好处是主题鲜明，叙事清晰，可以把某一块知识作一系统性全览。但其缺点则是，把五十四年这么长一个时间段里发生的史事全部打乱重组，某种程度上会割裂人对时间逻辑的观感。比如，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政政策，但它们的出台，实则和汉对匈奴的战争有紧密关系，假如分为两个不同的篇章去写，可能导致读者对政策的时间定位不够敏感，不太容易感知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关联。又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历也是重要时间点，不准确定位它在时间坐标轴上的位置，了解前后发生了哪些事，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里感慨汉武帝在太初年间错过了改弦易辙的*好时机。总而言之，通过编年，读者可以更清楚地捋顺时代变迁之脉络。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尝试用编年体例写一下汉武帝。
但我稍做尝试，就似乎明白了没人这么写的原因—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先说为何不讨好。一定会有读者咄咄逼人地问，《资治通鉴》就是编年的，你这么写还有什么意义，和《通鉴》又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会写得比《通鉴》更好？会这么问的，大概率并没有真的看过《通鉴》。如果看过，应该知道司马光只取有资政作用的大事，取材有很多取舍，所记并不全面，有些细节也略失客观。举个例子，元朔四年（前 125 年），司马光只写了两句话：

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细节。
这也正是我吃力的原因之一。既然本书按时间分篇章，尽管不能做到各年篇幅完全相等，但也不能某年写二三十字就草草交差。我必须遍翻原典，寻找这一年被司马光认为没有资政作用，略而不记，但值得读者了解的其他史事。
吃力的原因之二于是也出现了，汉武帝时代大事的纪年，其实是很混乱的。《史记》是*重要的原始材料，但汉武帝时期，正值年号纪年的创置，几套纪年系统并行，故《史记》里许多大事并不直接写明发生于何年。《汉书》对此作了一些考辨，但错误不少。比如汉武帝曾经获得一头白麟，并根据这一瑞应改元；后来又获得一个宝鼎，也因此改元。这两个事件都是时间轴上的重要坐标，很不幸《汉书》都定位错了。它一错，导致《资治通鉴》等其他史书跟着一起错。为了交出一本能力范围内足够严谨的编年体史著，本书仅纪年考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许多。
当然，困难远不止如此，此处不唠唠叨叨向读者诉苦博同情。无论如何，这本书*终写成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阅读体验。本书虽是写汉武帝，实则是把他当政的五十四年当成一段时间引线，写围绕在他身边的众生相，写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写所有人在时代里的悲苦与无奈。
阅读本书时，还希望大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历史学总是力求真实，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缺失，许多问题未必会轻松得到确定的结论。汉武帝时期留下的悬而未解的谜团有很多，很大原因是《史记》《汉书》这些原始史料记载未详，甚至互相抵牾造成的。我们能做的，是通过研究和讨论，结合新出土文献，一步步比之前逼近真相。在尚未到达真相面前时，只能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多再作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推论和猜想。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