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与中国文化

书摘
姓名的文化内涵
姓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姓名本身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
让我们看几个古今人物姓名的实例：
春秋时代的屈原，是妇孺皆知的爱国诗人。关于他的姓名，司马迁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自己则在《离骚》的开篇写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
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
这里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屈原为“楚之同姓”，究竟姓什么?是不是姓屈?屈原系楚人，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所以他自称“帝高阳之苗裔”。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后三代为重黎，重黎之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因此，屈原不姓屈，而是姓芈。屈不是姓，是什么?屈是氏。楚武王通生子瑕，瑕受封于屈地，于是以屈为氏。屈原是屈瑕的后代，所以也氏屈。研究表明，上古时代，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子孙之所臼分。”筒而言之，氏是姓的分支，“故 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屈原姓芈，氏屈。
其次的问题：屈原名平，“原”与“平”是什么关系?“原”、“平”与屈原自称的“正则”、“灵均”又是什么关系?春秋时人， 有名有字。“幼名，冠字。”“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于祖庙。”三个月的小孩，已能与人交流，“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待到二十岁成年，“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耳。”命字是为了“敬其名，敬其所受于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尽管名与字的用法不同，但是它们本身的意思却存在密切的关联，二者或相同，或相通，或相反。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称：“广平曰原。”平、原二字因此而发生联系。至于屈原自称名“正则”，字“灵均”，则是与平、原二字意义相应的别名。王夫之对此的解释是：“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解释是，楚地有卜兆取名风俗。“正则，，与“灵均”便是由卜兆而得，“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
有读者可能会说，古人姓名确实如上述，复杂多端，近人就简单多了。其实也不尽然。以同样妇孺皆知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例，他的名字就有很多讲究。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曾用过或被人称呼过的名字有几十个之多。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幼名为帝象。入学时以孙文为正式姓名。以后，在重大的、正规的政治场合，孙中山都使用这一姓名。17岁时，他又自号日新，其意取自儒家经典《大学》所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表达不断追求进步的人生抱负。1884年，孙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施洗礼后，他的老师、同时也是基督教牧师的区凤墀根据粤语“日新”的谐音，给他改号“逸仙”。意气风发的青年孙中山与同伴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一道，抨击时局，鼓吹反清，一时被人们称为“四大寇”。他本人更因为钦佩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而被人起了“洪秀全”的绰号。对此，孙中山不但不忌讳，反而引以为自豪，有时干脆自称“洪秀全第二”。投身革命之后，孙中山经常变换化名。1897年在日本时，某次投宿旅店，陪同的日本朋友平山周随手在登记簿上写下一日式姓氏“中山”，孙中山自己又在其后添上一“樵”字，并就此以“山野樵夫”自命。给中国近代史册留下光辉印迹的“孙中山”一名，便是由此而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中，孙中山先后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化名，其中有的完全是为了隐蔽身分，如陈文、杜嘉诺、高达生、高野长雄，等等；有的则在隐名的同时也表达了高远的革命情怀，如帝朱(隐含仿明帝朱元璋结束异族统治之志)、杞忧公子(反其义用“杞人忧天”的典故)、中原逐鹿士(直抒建立新政权的豪情)，等等。
通过以上实例，我们不难看出，人的姓名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简单符号。它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婚姻形态、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均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姓名是一座极富开掘价值的文化宝库。
《孟子·尽心下》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对话：曾皙喜欢吃羊枣(一种小柿子)，曾子因而不忍吃羊枣。公孙丑问孟子：炒肉末同羊枣哪一种好吃?
孟子回答：炒肉末呀!
又问：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炒肉末却不吃羊枣?
回答：炒肉末是大家都喜欢吃的，羊枣只是个别人喜欢吃的。这好比父母之名应该避讳，姓却不避讳，因为姓是大家相同的，名却是他独自一个人的。
正如孟子在这里所讲，“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与姓相比，名是一个人更个性化的社会符号。所以，人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许许多多的成语，就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正面的如名正言顺、名下无虚、名实相符、名满天下、名闻遐迩、名高望重、名遂功成、实至名归、名垂青史；负面的则有名不见经传、名落孙山、无名鼠辈、声名狼藉、身败名裂、臭名昭著，等等。
就更个性化的社会符号而论，中国人的名，实际上包括名、字、号等诸种重要的个人“所独”的人名结构要件。本章分别对相关内容展开解析。
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及其遗风的长期延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诚如严复所论：
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备。……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战国以降，虽然宗法制度的古典形态趋于解体，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留存。
在传统的宗法意识里，宗与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族”指全体有血缘关系的人，并无主从之别；“宗”则指在亲族中奉一人以为主，亦即《白虎通义》所说：“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宗族作一个词汇，按《尔雅·释亲》的解释是：“父之党为宗族。”更准确的理解则是：同一父系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家长制为权利分配原则的家族。无论是观念层面的宗法意识，还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宗族组织，都给中国人的姓名铭刻下深深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一、名字的辈行
在宗法制度下、宗族组织中，辈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原始依据是周代严格祭祀制度中的昭穆制。《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这里说的是宗庙或墓地的场面格局：太祖居中，以下逐代分列左右，昭辈(二、四、六世)居左，穆辈(三、五、七世)居右，严格有序。这种格局，是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和亲疏，亦即《周礼·春官·小宗伯》所谓“辨庙祧之昭穆”。“昭穆”后来被泛指家族的辈分。区分辈分的*好方式，是在人们的名字中直接体现出来。这就导致日后中国人名字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同辈分的人，名字体现出纵向的、前后相继的关系；相同辈分的人，名字体现出横向的、平行配合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人姓名特有的辈行现象。
不同辈分的人，一般通过名字中不同的、规定有严格次序的辈行用字，来体现出纵向的、前后相继的关系。
孔子家族是中国文化的*具代表性的家族。近人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载：
曲阜孔氏为孔子之后，命名皆有字派，其迁徙他郡县者，但系孔子嫡传，亦必同一宇派。盖自元代之五十四代衍圣公名思晦者起，于是凡五十四代孙，均以思字为派，思字下为克字派。克字以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则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派，又次则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派。
1920年，第76代衍圣公孙孔令贻又在扬字以下再续20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全国政协委员中，先后有三位孔子后裔，即孔祥祯、孔令朋、孔德懋。根据上列的辈行用字序列，人们可很方便地辨明他们三位分别是孔子的第75、76、77代孙。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轲是亿儒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在五湖四海的后代，也完全采纳孔氏家族的辈行系统，丝毫不乱，于是，“曾广某”、“曾昭某”、“曾宪某”，“孟庆某”、“孟繁某”、“孟祥某”等等姓名，便到处可见了。
辈分用字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有积极、美好的意思，二是代与代的辈分用字之间存在一定的意义联系，有的还如同诗句，琅琅上口。
晚清洋务派的“殿军”人物张之洞，规定二十字作子孙辈行：
仁厚遵家法 忠良报国恩
通经为世用 明道守儒珍
只要是略懂古典诗歌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简直就是一首主旨鲜明的五言诗。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所属的韶山毛氏，“渊源遵照老谱派接西江”。由于太早的谱系缺乏准确依据，《族谱》以毛太华为其始祖。“太华，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以军功拨人楚省，……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太华以下各代长子名清一、有恭、震、从文、珊。毛珊以后的第七代开始规定子孙的辈行用字：
立显荣朝士 文方远际祥
祖恩贻泽远 世代永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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