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鉴赏收藏史话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原村，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这就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毛公鼎”。毛公鼎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口很大，口径达49．7厘米，它有一个半球状的鼓鼓的肚子，两只立着的高大的耳朵，三只兽蹄形状的足，造型端庄稳重，浑厚威严。整件器物的表面装饰纹十分简约整洁，在凝重之中透着素朴和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别致的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毛公鼎*为著称于世的，是它腹内铸有的那篇铭文。铭文共有32行，497个字，是迄今古青器中篇幅*长、字数*多的稀世珍宝。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毛公是周宣王的叔父。那一年周宣王委托他管理国家内外事务，并让他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同时，周宣王还一再教导他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了他一些车辆、兵丁、官服和器物。毛公感念周宣王对他的知人善用，为了表达感谢，就铸了一个鼎，称颂周天子的美德，并将任用他的这件事铭刻在上面，作为纪念。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文章，共有五段：**段称颂周天子的丰功伟绩，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个开国君王当政时清平盛世的景况，表示了毛公自己对当朝国家不太平的忧虑和感叹；第二段记叙了周宣王册命毛公管理家邦内外事务的事；第三段记录了周宣王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专门权力的事；第四段为了赞颂周宣王的美德，记叙了周宣王如何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以善从政；第五段记录了周宣王对毛公的诸多物质赏赐。铭文主题是表达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篇重要的史料。 这篇铭文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是一篇全文书法的典范。铭文上的字字体结构方长庄重，线条的质感非常饱满，笔法端严圆劲，气象浑厚肃穆。自清朝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大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也有言，毛公鼎煌煌巨制，“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出土以后，在咸丰三年(1853)有一个古董商人将它收购到手，从陕西运到了北京，又将它卖给了当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陈介祺。陈介祺是山东潍县人，出身于大官世宦人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中了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10年时间。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的母亲在家乡病故了，他本来就厌倦官场，于是借给母亲办丧事就辞官回了老家。然后他就在家乡潜心治学，不再出来当官，成了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他一生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的钟鼎、古陶，秦汉的印玺等珍贵文物数以万件，还留下了有关著作30余种。 陈介祺用重金将毛公鼎买到手，非常钟爱，他将鼎运到故居“万印楼”的“十钟山房”内收藏，秘不示人。他请了墨拓的高手将毛公鼎铭文拓下来两套，让他们探讨研究。他们也竭尽全力去考究铭文，在陈介祺59岁的时候，写出了《周毛公鼎考释》一书。毛公鼎在陈家整整秘藏了58年之久。 光绪十年(1884)，陈介祺去世了，家境也随之败落。宣统二年(1910)收藏了58年的毛公鼎被陈家后人卖给了直隶总督端方。第二年端方死了，他的小妾将毛公鼎质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1926年又将它改押于北平大陆银行。1930年，美国的一个商人愿用5万美元将它买走，大学者叶恭绰得到这个消息，赶忙设法集资3万元，将毛公鼎从银行中赎了出来，没有使它流于海外。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防止被日寇掠夺，毛公鼎被先后移存于香港和上海。抗战胜利后，叶恭绰将它捐赠给了国民政府。1948年，它被转运到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煌煌巨制毛公鼎，正是有像陈介祺先生这样的人对它倍加呵护和研究，才使它能够保留至今，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世代永存。(P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