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未来

金钱会产生影响吗? 就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答案，但是因为问题过于复杂，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先得到外国的援助再说吧。因为存在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因此对不同国家、不同捐赠机构与不同援助类型进行归纳和总结非常艰难。几乎不可能对援助目标定义不清(像大多数援助项目一样)的援助项目进行评估。就质量和对*贫穷国家的关注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援助是各国政府捐赠中表现*好的，而美国则*差，日本处于中间位置。与官方的援助相比，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更倾向于关注贫困问题，但是它的作用也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怀疑。紧急救援和食品援助在亟需时期有着更明显的功效，但是就长期来看，它们很少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罗伯特·卡森及其同事认为，食物援助记录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而欧盟则认为“花费这些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微不足道”。技术援助开始减少的原因在于，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系列批评性的评估都表明，尽管花费很大，例如仅非洲每年就要花掉40亿美元，但大多数外国顾问对当地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来检验这些不同类型援助的总体影响，结论大体相同：在那些目标清楚明确的地方，当援助在足够长的时期内被合理使用时，它就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在这些条件下，它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就像荷兰政府说的那样，“当一切都平等的时候，适当的援助能够起到作用”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真正的平等。所以援助、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之间的相关性是很脆弱的，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援助的国家。在这里，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援助被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它转移了国内的储蓄，造成了本地生产者或者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依赖性。例如，在孟加拉国，“ 在做预算……甚至决定应该出生多少孩子时，决策者都要依赖华盛顿的决定 ”。在如此依赖援助的国家，吸收更多援助和更有效地利用援助的能力非常有限。这种依赖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瑞典政府为孟加拉国垫付的资金相当于整个国家每年份额的5倍。 政治和商业考量的影响，捐赠人之间缺乏协调和新条件的继续增加，几乎使得“失败”在那些原本就十分贫弱的受援国成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言。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捐赠人的非发展性目标致使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降低了1.5％。援助在处理暂时性的金融缺口方面，比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为有效。但是，如果将其作为基本目标，援助可以在根除贫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用于直接造福于穷人的金融活动的资金只占总援助额的20％。总之，有关这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以至于美国参议员帕特里克· 莱希(Patrick Lesthy)断定：国外援助是“智力上、观念上和政治上的浪费 ”。“事实是，债务而非经济发展成为40年来国外援助的主要遗产。”这个判断也许太过尖锐，但是捐赠者的确应该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 如果评价国外援助的影响是困难的，那么从整体上计算国际合作的实际效果更是如此。那些设法评估贸易让步和债务免除等带来的影响的人，发现了相同的困难。欧洲委员会的结论是“总的来说发展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似乎没有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洛美协定》中，欧洲人使用了这样的修辞，“*好的、*完善的发展合作工具”，但是在1976年和1994年间，作为《洛美协定》成员国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在与欧盟的贸易中，确实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落实协定带来的行政负担已经成为了“一个噩梦”。还有证据证明：《洛美协定》的相关国家对欧盟的依赖已经抑制了他们自身的贸易增长，使他们的经济脱离了世界市场，并且使他们的经济过于依赖单一的消费者。 在其他地方，贸易协定的影响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贸易让步在东亚的早期发展中至关重要；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还太年轻，不便评说；在早期，平等主体(像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一样)之间的协约对提升竞争力较弱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在所有的案例中，重要的不是贸易让步本身，而是贸易让步如何与其他国内外因素相互作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说明了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决定现金流人或流出发展中国家的，以及在上个50年中现金流是如何明显地波动的。即使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得很稳健，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影响还是负面的。因为出口价格的降低和偿还债务的增加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从国外援助、贷款和私人投资那里取得的收益。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IJNCTAD)估计，在1982年和1986年间，发展中国家仅仅因为贸易就损失了420亿美元。此后，虽然贸易和投资有了一些改进，但是债务免除的任务还非常紧迫，为了贫穷国家(特别是非洲)所进行的国际合作的实际收益还依然不太稳定。 如果要给出一个宽泛的结论的话，将会是这样的：对于成功的执行者来说，已知的国际合作形式比其批评者所声称的还要重要；但是对于糟糕的执行者来说，我们所知的国际合作形式则比其辩护者所承认的更具有破坏性。能够解释这个悖论的理由是：当地机构将外部机会与自身的长期发展框架相结合的能力——这正好是应该加强合作，但却经常破坏合作的事情。 P12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