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解读日本人论

br /> 也谈日本人论
  日高六郎
  *近，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日本研究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一轮的
“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的研究工作。当然目前还处于理论草创期，并没有
得出统一的或是*终的结论。不过，这次出版的《解读日本人论》，让我们充分了
解了该研究的现状和方向。
    日本人常常被讥讽为一个自我关心的民族，冠以“日本人论”之名的出版物
也确实是铺天盖地。一旦外国发行的日本人论被译成日语，日译本的销量常常
多于原版书的销量。
    但是，这类“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究竟是否不偏不倚地论述了日本?
对此，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日本研究学者持批评和怀疑态度。
    这里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二是知识社会学或意识形态
上的问题。
    方法论上的主要问题是，以特殊推测普遍的个例理论、概念定义的模糊性、
无视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如性别、年龄、职业、阶层、阶级等)、不全面的案例、不
充分的比较研究、不关注历史变化以及其他各种现象等等。不过，批评者本人身
上可能也存在这些问题。如何突破这一点，是我们今后应探讨的课题。
    方法论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内容上的缺陷。例如，是否可以笼统地说日本人
具有“集团取向性”或“集团性”?是否可把日本社会普遍称为“纵向社会”?我本
人对这种一般化观点持有疑问，因而我对本书中出现的尖锐批评深为关注。
    知识社会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人论”、“日本社会论”的基调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可惜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学者们批评道：战败后，日本
人以及日本社会一直被封建残余和前一时代的权威主义因素拖住了后腿。1960
年以来，日本被誉为亚洲的典范，实现了“现代化”，即政治上实现了没有走上共
产主义的“民主化”，经济上实现的“工业化”也大大降低了对**产业的依赖程

度。20世纪70年代后，有学者认为，日本高度经济增长的成果举世瞩目，即使
是欧美各国，在某些领域也应该拜日本为师。重新审视“日本式”的劳务管理就
是其中一例。这样一来，曾经受到批判的日本式“集团性”转而成了称颂的对象，
曾经的落第生成了模范生，进而成了教师，支配“日本人论”的基调发生了令人惊
异的变化。
    “日本人论”的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经济惊人发展的实态，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该实态所带来的“教训”总结方法上的变化。这是对日本人性格的“偏
执认定”及期待，甚至是一种近乎于“幻想”的综合体。可以说这一现象本身就能
成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我只是触及了本书特点的一小部分，但我相信，此书大胆提出的关于“日本
人论”的假设具有非常宝贵的内容，正因如此，我推荐大家拜读一下本书。(有删
节)
1982年8月15日

第六章 法西斯主义与日本社会
葛文·麦克马克
法西斯主义的概念
    日本史这一学术领域充满了歧义和对立的见解，甚至连许多属于基本范畴
内的问题都悬而未决。学习日本史的新学生恐怕会对此惊讶不已。
    江户时代是不是封建制社会?明治维新能否算是一种革命?倘若属于革命
的话，又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革命?明治时代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为何日本会走向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大正时代属于自由主义，还是属于民主
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属不属于法西斯主义?三四十年代的日本究竟是
属于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
    部分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今天的日本社会，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工业上来看，
都已经属于发达社会了，站在这个角度来回顾历史，日本在很多方面都似乎与欧
洲很接近。所以，人们乐意借用为解释欧洲而创立的范畴来解释日本史。
    日本类似于欧洲，却又区别于欧洲。日本和欧洲是否相似到可以用同类术
语来进行准确的分析呢?或者说，两者确是各有千秋，大相径庭呢?
    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方法，即使用源自西方的一般用语，并加上修饰语来描
述日本的现象。修饰方法如下：或使用“原”、“准”、“疑似”、“半”等前置的保留性
语言，或使用日本式、天皇型、天皇制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言。只是这类方法往
往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解答。
    但是，主张某种现象完全是独特迥异的，从根本上来说，等于是说那种现象
是不可理喻的。当然，并非所有现象都有前例可循或能提前被人预知。历史学
家在了解研究对象时，应该先找出普遍因素，找出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然

后对具有类似前因后果的其他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比较，*终确定该历史事件的
意义所在。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考察，说明历史现象相关性的假设才有可能
成立。
    表达这类相关性的术语对于把握历史是必不可少的。阶级、革命、法西斯主
义等概括性用语只有其核心意义得到了普遍认同才有意义，而核心外围的意义
可以存在任何争论。问题是，“法西斯”这个概念是否具有核心意义、这一词汇是
否得到了有效使用?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争论以及对20世
纪30年代的日本现象的分析都至关重要。
    本书所收的论文几乎都怀疑“日本社会具有特殊性”这一社会学通论，本章
的论点就是历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虽然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可能对此并不以为
然，但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和本书收录的其他论文的作者们却都已对此达成了共
识。这一共识的核心命题就是，30年代的日本社会组织具有特殊性。
    本章主要讨论这种共识为何会存在于西方研究者之间；日本历史学家和西
方历史学家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意见分歧?从深层次上来说，本章和其他章节
的论文一样，痛感重新考察诠释社会现象基本范畴的必要性，旨在同社会科学一
样，重新构筑历史学上的解释范畴。
    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对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抬头起了一
定作用。不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上的重新探讨就无法进行。法西斯主义理论所
具有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只要各种形态的反动政
权、强权国家仍在和我们相互对峙，为了能把握住事态的发展，使用适当概念，努
力开展明确的讨论，在学术和政治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产生于**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左右派分化的形势
下。欧洲革命运动面对与以往传统反动和保守主义有重大不同的新现象，欲努
力把握此现象而产生了“法西斯”的概念。这一概念*早用于1922年至1945年统
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领导的运动。这种狭义的用法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
    很多历史学家扩大其语义，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也涵括在内。譬如，在叙述一
战和二战期间欧洲发生的所有现象时，不少历史学家就使用了“法西斯主义”这
一词汇。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扩大含义，如B·西达给“法西斯”所下的定义就是：
“权威主义的，具有牢不可破的尊卑秩序，同时又建立了权威主义或极权主义①

政权的，或是以建立此种政叔为目标的、带有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所有极端主义、国家主义运动。”
    这个单词甚至被单纯地用作一个形容词，无论是左派右派，都常常在政治讨
论中用它来形容具有镇压行为的地区和运动。尼克松政权和里根政权下的美
国、卡扎菲政权下的利比亚都曾被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连中国和苏联也未能
幸免。
    如上所述，在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中间，的确存在各种各样对立的观
点，不过，也存在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法西斯政权应该区别于保守、传统的政权(或者说保守的、集权的、军
事化的、官僚的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都缺乏证明
法西斯主义本质的“激进性活力”，因此，它们属于保守、传统的政权类型。
    第二点与上文密切相关，即法西斯主义国家和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应有如
下区别：法西斯主义带着很强的破坏力从“外部”侵入国家机构，随后，法西斯主
义这一“外因”再“切割”国家机构。推动这一过程的大众运动被视为法西斯主义
的“决定性特点”或“*终特征”，并总是和号召型的领袖人物密不可分。
    第三，这一点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大家众口一致：法西斯主义是欧洲特有
的现象。E·诺尔代认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欧洲特有的，“是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具有明显特征的倾向”。H·特纳也用了“具有欧洲特殊性质的”这一语句。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出现了一种复兴的新趋势，但在推动这一趋
势的西方研究学者中，关注日本的人却少得令人惊讶。提及日本法西斯主义问
题的少部分西方研究学者，几乎个个都像J-林茨那样，根据上述三个基准或其
中的某一基准，把日本排除在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对象之外。日本缺乏与反动保
守统治的根本区别或缺乏剧烈的断裂点，借用林茨的话说：“日本缺乏作为法西
斯主义本质特征的感情浪漫主义，缺乏积极的实践主义以及缺乏大众的参与。”
    把日本包含在法西斯主义范畴中的少数西方研究学者主要是“发展独裁”论
者，如J·古利葛亚、Z·斯坦恩赫尔。   
    法西斯主义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独裁”，这一看法一直引人注目。
这种概念开拓了与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研究，但这一概念还无法从经济发展
阶段的角度清楚地解释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维度差异。
    当然，也有学者试图运用悖论的形式来解答这一点，如特纳。国家社会主义
被看作是“乌托邦式的反近代主义”，试图运用近代的军事技术和操纵社会的手
段来实现反近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