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新编

nbsp; 序
    曾宪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
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崇尚
“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之所以治人七
情，修十义，讲信修睦，一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但从《法经》到
《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只不过这些成文法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
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己。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
文化文明和传统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
法律文化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和东方各主
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法律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
方面也取决于法学研究的深入和法律教育的发展。而法制观念的普及、法治素质
的培养则有赖于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    ．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法律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传统。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商
鞅、韩非好“刑名之学”。逮至秦汉，律学滥觞。秦朝“以吏为师”。中国传统律
学的勃兴始自汉代。自一代硕儒董仲舒开“引经注律”之先河，律学遂成为一门
显学。南齐崔祖思曰：“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授课，至数百人。”
(《南齐书·崔祖思传》)东汉以后，律学不限于律文的语义注释和儒经考据，领
域拓展至法典名词术语和编纂体例。西晋张斐、杜预将中国古代律学发挥到私家
 注律之空前高度——“张律、杜律”为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魏晋以后，律
家流派纷呈，至唐而集大成。《唐律疏议》之“疏议”为传统中国律学之完备结
晶。自宋至元，律学渐至衰落，直至清朱西方外来法律文化的传入。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肇始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清代末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堂，首开法科并招收学生。是
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中国*早的近代法学教育结构。三年后，中国近代著
名启蒙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著名领袖、自号“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先生在湖
南《湘报》发表宏文《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号召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
讲求法学。数年之后，清政府被迫变法修律、实施“新政”。以修订法律大臣沈
家本、伍廷芳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艰难地在固有体制中运作推行变法修律，同
时不忘培植法治之基——引介法学译著、倡导法学研究、开展法学教育。20世
纪初，中国*早设立的三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均开
设法科或法律学科目，以期“端正方向、培养通才”。1906年，应修订法律大臣
沈家本、伍廷芳之奏请，清政府在京师正式设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京师法
律学堂。次年，另一所专门法律教育机构——隶属清政府学部的京师法政学堂亦
正式开科招生。
    自清末以降，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寻求
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客观言之，政治社会变迁和长期社会动荡
导致了法律建设的荒废、法律文化进步的中断。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在艰难
中曲折前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始从政治阵痛中
苏醒，以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人治传统，转换思路进入法治轨道。中国的法学研
究和法律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
    回顾20年来的法律建设，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并深入人心。中国法学界摆脱了“法律虚无主义”和苏联
法学模式的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民族的共识。1999年，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次确认“依法治国”
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从而为法学教育事业
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石。其次，法学研究不断深入，法律科学
渐成体系。老中青法学家组成一个前后相继、以帮带进的学术群体，基础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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