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你的人

隐瞒
我们一直和英雄的妈妈保持着联系，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
1945年3月。我和我的战友们为跟日军抢占一个小型机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次战斗中，日军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我军的反击至关重要，上级要求我们务必取得战斗胜利。战斗中，我的战友赵蒙生光荣牺牲了。
为了不让英雄的妈妈难过，我们排长说，定期给英雄的妈妈写信吧。我说，不行啊，赵蒙生的字和你写的不一样。排长说，不要紧，赵蒙生*近刚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就照他的笔迹写，错不了。再说蒙生他妈也不认识字，信肯定是叫别人念的。排长的**封信是这样写的：
　　娘：
俺在部队里挺好的，您千万不要记挂俺。部队里有饭吃，饿不着；冬天有棉袄穿，冻不着。仗看来快要打完了，小日本的日子长不了了，俺们快要过上好日子了。等仗一打完，俺就回来看您老人家。我们排的同志们都挺好的，大家可团结了。*近，我们端掉了小日本的小机场。
　　我们原以为兵荒马乱的。信寄不到大娘的手里。可过了一阵子，还真收到了英雄妈妈的回信，大伙儿高兴坏了，就叫排长给念念。
　　孩子：
你真是好样的，有点儿像你爹。在队伍里一定别给咱家乡丢脸，要多打鬼子。前几天，鬼子又来烧房子了，可咱不怕，房子烧了，咱还可以再盖。小鬼子在这儿也没好日子过，游击队会收拾他们的。娘盼着胜利的一天啊！
就这样，我们一直和英雄的妈妈保持着联系，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们收到一封不平常的来信。
信是从赵蒙生家乡寄来的，看完后，我们都哭了，信是这样写的：
蒙生妈去年夏天被日军杀害了。她寄给你们的信都是我代笔的。蒙生妈临死的时候对我说，她早就猜到蒙生不在了。她说：“他叔，他们可真是一群好人哪！俺那孩子看来已经不在了。可俺不伤心，孩子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值。他们是怕俺伤心才给俺写信的。他们的信一到，俺就知道俺那孩子走了，因为俺那孩子是从来不往家里写什么信的，也从来不叫别人代写信的。俺跟他说过，要一心一意打鬼子，不打完鬼子，就别回来。也不用写信来……”
　　新丸子车站下着清雪
临睡前她轻声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声妈妈。泪水一下子从我的眼中涌出，我紧紧地抱住她，连喊了几声“妈妈”。她也抱住我，对我说：“我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3年，我在日本东京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
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了，房东不肯续租，我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当时已经是冬天，寒风刺骨，东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这个季节，在我的老家吉林，雾凇已经成为冬季*热门的景观。我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哭了起来。
直到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倾诉的渴望让我迅速擦干眼泪，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她听。
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着我的手离开车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牵着，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住宅楼，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属于上个世纪。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国名字，说如不嫌弃就请留下来，毕竟总胜过流落街头。遇到这样的好人，像是奇迹发生。
两个星期过后，我仍然找不到房子，情急之下，我斗胆请老人将我借住的房间租给我。老人同意了，然而不肯要那么高的房租，我执意要给她。她说：“那好吧。不过每天早上让我为你准备早餐。”
就这样，我总算再次安定下来。
老人从不去超市买菜，下午5点以后，她会到附近的野菜屋或鱼店买当天的剩货。她的晚餐总是一菜一酱汤，只有和我共进的早餐才毫不吝惜。她很孤独，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她只有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一年才来看她一次。老人有糖尿病，腿脚已不灵便，她却坚持不肯去医院。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捧住我的手像少女一样哭了起来。第二天，我请了一上午假陪她去医院。老人的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眼底毛细血管破裂，马上会双目失明，而且很可能转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说：“一个孤老婆子的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第二天清早，我把仅有的78万日元的存折塞给老人：“去住院吧，用这钱去住院吧。”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我告诉她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到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才知道我那可怜的78万日元只够她全部住院费的4/5。
2005年初夏，为了支付住院费，我没日没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了，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吞噬她*后的意识，老人被转入特殊单人病房。
8月的一天，我下课后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之后，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他是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只等我替老人核对。这遗嘱让我哭了起来。贫困的老人已经把她全部的、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老人让我将她枕边的印章拿出来，在“和田洪子”的名字上盖了“和田”的私人用章。
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粗笨的铜项链摘了下来，在空中比画了半天才戴到我脖子上，她说：“孩子，谢谢老天让我在临死前认识了你。”老人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个故事：“这条项链跟了我五十多年。它的主人是九条道孝的外孙、大正贞明皇后节子娘娘*小的外甥、日本*著名的华族（即贵族）家族里年轻有为的一个军人。他参加了侵华战争，战败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觉得受了欺骗，不敢想那些他曾经杀害过的无辜妇女和儿童。他自甘堕落，每日流连于艺伎之间。我就是一个艺伎，就是在那时疯狂地爱上了他。怀孕后，他给我赎身，在东京武藏川租了一间小房子。我静静地等待孩子出世，并希望他能就此振作。可是胎儿6个月时，他忽然叫我引产，并哭着乞求说，他是一个罪人，这个世界是罪孽的，孩子生下来只会不幸。我宁死不从，他开始夜不归宿。无奈，我做了引产，是个女孩儿。在我*绝望时，他把一直戴着的这条项链送给了我。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2月12日傍晚，他说去新丸子附近买东西，之后就再没回来。几天后，人们在川崎的海里打捞到他的尸体。后来，为了生活我当了酒馆女招待，有一天下晚班，我在车站捡到了一个快冻死的婴儿——那个时候养不起孩子的女人太多——他就是我的养子，长大后发现我不是他的生母就对我很冷淡。我一直孤苦，天气好的时候，也偶尔到新丸子车站去坐一坐。孩子，你记得不？那一天是2月12日，正是50多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日子，我等回了你，这不是天意吗？这么多年了，这条项链是我的全部。别看它丑陋，*珍贵的东西不要凭外表来判断。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它送给任何人，要对它不离不弃。”
我点点头。长时间的叙述之后，老人显然累了。临睡前她轻声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声妈妈。泪水一下子从我的眼中涌出，我紧紧地抱住她，连喊了几声“妈妈”。她也抱住我，对我说：“我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5年10月，老人辞世。他的养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继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20万日元的治疗费。
简单的丧葬之后，我又开始忙着找房子，报考专门学校，生活实在是非常艰难。我和医院协商，住院费可否再缓半年，因为我必须没日没夜地靠打工赚取专门学校的50万日元的入学费。
两个星期后，藤山律师找到我说：“正田先生对他母亲临终前费心设立遗嘱之事非常奇怪，他怀疑母亲藏有巨额财产。为了免去麻烦，我看刘小姐还是同意正田先生过目一下老人的遗产吧。依照日本法律，如果他真的与你打官司，你会输的。”
我打断律师，笑道：“您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窘况就应该知道我是否继承了什么巨额财产。为了准备学费，我现在每天打10个小时的工，我已经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了。在我们中国，孝顺老人是一种美德，见死不救才该遭天谴。请正田先生尽管来。不用打什么官司，他什么都可以拿走，除了这条项链，因为这是老人一直随身佩戴的纪念。”
一个星期之后，西装革履的正田同藤山律师来到我新搬的破旧不堪的公寓。正田先生仔细过目了他母亲的所有遗产包括那条项链，说了声“打扰”掉头就走。我叫住了他，慢慢地说：“你母亲一生贫苦，只抚养了你一人，她生前你怎样待她且不谈，死后还得不到你应有的尊重。你也已为人父，将来不知你儿子会怎样待你。”正田默默地在《财产放弃说明》上签字，转身离去。
直到2007年5月，我才还清医院的债务，成为自由人。
2007年9月，我在东京港区王子饭店举行的一个二战老兵的聚会上当服务生赚零工钱。一位老人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项链，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对我说：“我在京都读书时，一位好友戴过一条同样的项链。后来我们都上了战场，听说他死在了满洲里。”
　 “不，他死在了日本。”
　老人惊异地看着我，我给他讲了项链的来历。他老泪纵横地说：“九条君终究太过脆弱，没有逃过战争的劫难，可怜的人啊！”老人接着说，“这是九条家族的传家宝，恐怕不仅仅是一条项链那么简单。”
回家后，我在灯下反复端详那条项链，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带着项链去了东京*权威的古董店——神田二天门。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后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条老项链，从重量上看它比铜要轻，很可能是铜皮里包裹了其他东西。”洪子夫人临终时说，*珍贵的东西不要凭外表来判断。她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下定决心弄清真相，于是让店主打开了那层“铜皮”。铜皮里有一颗硕大的钻石，大约3克拉，镶在圆形的白金座中。我们都惊呆了。店主在检测了钻石的纯度与色泽之后对我说：“小姐，恕我直言，你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我用手帕将项链包好，在恍惚之中回到了公寓。老人一生孤苦，至死都不肯出卖这条项链。然而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她在临终时不肯对我说明真相。直到有一天，我路过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才明白，老人怕我清楚真相后在她儿子面前露出破绽，她知道我禀性不擅撒谎。
2007年11月1日，我到川崎给老人扫墓。我哭着，反反复复只会说一句话：“谢谢您，妈妈。”（詹蒙）
　　一位妈妈的离世
看到这早早便受到人类不公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病危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
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儿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
睡了近一个月，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有了小孩儿。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么迅速。
*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消息时，我可真的有点儿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摆好，敌人就已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时，她正在窥伺着我的脸色，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红着脸把头转向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看到她不单是没有一点儿怨恨，还显露出喜悦。
“啊，她倒高兴有小孩儿呢！”我心里这样想，感觉有几分诧异。
从此。妻就安心地调养，一句怨言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儿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
妻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她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她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她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儿。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儿也不感觉到局促。
有些生过小孩儿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
妻从小就失去了怙恃，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儿生下时需用的一切，全得由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工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悄悄地预备这样，预备那样。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初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不用说都是她一手做出的。看着她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
医院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定好了，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能说流畅的英语，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察，而又诊察得那么仔细！这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去生产时，由她亲自接生。
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
有时孩子在肚内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
“怎么还没生下来就吵得这样凶！”
妻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偏袒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
“像你喽！”
临盆的时刻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
现在我还分明地记得：12月25日那晚，12点过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儿怕要出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儿的东西，都已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去医院。
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
一点儿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
可是过了一晚，妻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她，自己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儿呢！”
妻是*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说：“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儿，我都喜欢的。”
她听了这话，用充满了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拿法国话对我说道：“Oh！merel！tutesbienbon！（啊！谢谢你！你真好！）”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儿还没生，妻简直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看护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儿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母子都平安。
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做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工夫，妻的眼眶已凹进了好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
不一会儿，妻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死亡线。我已经做母亲了！”
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头发时，她低低地问我道：“看到了小东西没有？”
我正要跑到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她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生，已经抱着小孩儿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