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书林漫笔

{壹} 卷一学术情谊
缅怀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的治学范围是相当广的。过去一般人认为他是专治宋诗，后来《管锥编》一出来，人们就看到书中专章论及《周易》、《诗经》、《左传》、《史记》以及汉魏晋南北朝文和诗，一直到唐代的传奇小说《太平广记》。钱先生于1978年1月在《管锥编》自序补记中还说到，尚有论《全唐文》等五种待继续整理。大家知道，撰于40年代的《谈艺录》，重点探讨宋诗和清诗，而《七缀集》的几篇论文，又论及“通感”的文艺思想，以及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钟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钱钟书先生学风上的一大特点，是对晚辈的赞赏和扶掖，这在我们5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无论是在社科院文学所以内或以外的，都有同感。我于1955年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即在北京工作，久闻钱先生大名，但一直不敢与钱先生接触。“文革”结束不久，钱先生把《管锥编》交给中华书局出版，并约请周振甫先生做责任编辑，我才逐渐与钱先生有所联系，时常通信。但可惜我那时并不留意，钱先生好些信我已散失，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过十来封。但从这些信件中，确实可见出一代宗师对后辈学人的关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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