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

**章　跨文化、跨文体的多重叙事
　　——多元文化场影响下的创作取向
奈保尔创作文体具有鲜明的杂糅、混合特征，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位：“小说式的叙事风格、自传体和记录式的风格都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中，而并不能让人时时分辨出哪一种风格在唱主角。”从《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等描写殖民地题材的小说作品，《幽暗国度》、《在信仰者中间》等讲述第三世界旅行的旅行记录体作品，《寻找中心》、《抵达之谜》、《世上一条路》等自传性作品，到近年（获奖之后）新发表的《半生》（2002）、《魔种》（2004）等小说作品，奈保尔共出版了30多部作品，其中小说体、旅行记录体、自传体三种主要文体“三体鼎立”、平分秋色，占据了他创作的主体；不仅如此，奈保尔的每一部作品都混杂着两种甚至多种文体因素，小说、纪实文学、传记、游记、新闻报道、历史研究资料、评论、杂论、政论等文体因素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影；小说作品中容纳着许多非小说因素，非小说作品中也包含着许多小说因素，形成了突出的跨文体特征。这是因为奈保尔是在一个多元混杂的文化、文学场域中接受教育、从事写作、进行思考的，伴随着他的家族移民和自身的二重移民经验、世界各地的旅行，他所经历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扩大、充满异质文化的世界。具体说来，就是特立尼达殖民地拼盘式的杂色文化、印度族裔文化、宗主国英国文化及欧洲文化等构成了他生活与写作的多元文化场域，这些文化场共同造就了他文化身份的混合性、不稳定性、模糊性，进而导致了他创作上跨文化、跨文体的多重叙事特征。因此，研究奈保尔的创作必须从这三个文化空间着手：“奈保尔是一个印度婆罗门，由于他祖父以契约劳工身份移民到特立尼达，他双重远离了故土；他一出生就是一个西印度人，在特立尼达长大；*后他选择自我放逐，成为一个移民伦敦的人，远离祖先的国家和他出生的国家。任何要阐述说明奈保尔感受的尝试，都必须在头脑中想着这三种社会的影响以及由三种社会可能产生的心理状态。”还有论者认为正是这三个文化空间构成了奈保尔的“传统之网”：康拉德、纳拉扬、吉卜林，印度文化典故、文本，欧洲传统文学文化文本，好莱坞和欧洲电影，西印度群岛的卡里普索小调等，大量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中。
**节　既内在又外在
　　——特立尼达“拼盘”文化的混杂影响
追根溯源，奈保尔复杂的文化身份与杂糅型文体的形成源于西印度群岛地区模糊、混杂的历史文化空间，源于殖民历史造成的拼盘式文化与混杂化教育。如本书绪论中所述，奈保尔的移民经历使他进入了跨界生存状态和后殖民文化语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奈保尔受到不同文化的“辐射”、争夺，从小就陷入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在文化碰撞与冲突中具有普遍性：“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汤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时候，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要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会被破坏和由不确定的经历所取代。’”奈保尔所处的特立尼达社会存在着不同文化冲突，也存在着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身份认同危机是必然的。因而，描述、分析这种危机形成的过程、原因和具体表现就成为本书的首要切入点。
　　一、混杂文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
包括特立尼达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由散落分布在大西洋中的一些面积不大的岛屿组成，本来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和加勒比土著居民在此生活，但是随着哥伦布发现所谓新大陆之后，遭受了来自欧洲大陆不同殖民者的侵占，渐渐形成了混杂、离散、破碎的历史和文化形态：首先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西班牙人的到来使欧洲文明与当地土著居民文明之问发生了冲突：“在这个背景中，在这场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在这场不同生活方式和两种不同生存哲学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征服了特立尼达……”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殖民文化首先影响了特立尼达。第二，受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财富吸引，在14、15世纪，葡萄牙人也开始向这一地区渗透，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问题，1441年，葡萄牙开始了历史上的非洲奴隶贸易，这样非洲黑人开始进入了加勒比社会，成为重要的劳力与人口组成部分，开启了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历史，移民的到来逐渐形成了欧洲文化、非洲黑人文化、当地土著汶化的混杂化存在状态。第三，同样受到海外扩张利益的驱使，法国殖民者也同西班牙争夺这一地区的利益。起初，由于西班牙国内统治者不太重视这一零散而偏远的地区，先行到来的西班牙人只好同法国人合作，把法国的种植园主们引到特立尼达，建立了“一个由法国人经管、由非洲奴隶开发的西班牙殖民地”，“实际上这些人却等于在一个西班牙之邦内又建立了一个法国之邦”。第四，1797年，英国人从西班牙手中夺走了特立尼达，从此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持久地影响了它。为了进一步开发掠夺当地财富，英国政府不断从印度、中国等地引进劳动力，这进一步、加强了特立尼达地区文化上的混杂特色：“人口问题带来的*大问题是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不同阶级对社会的不同政治和经济要求，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国家简直称得上是一个种族的大杂烩，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同民族的熔炉。奴隶制废除后，新移民到来—印度人、中国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及奴隶制和种植园制度的遗产，使该地区的社会分层更为复杂化。”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又把一些加勒比海殖民地部分地区，租给美国当作军事基地，这样美国政治和文化也影响了印度人的生活与思想：“就一般对英属西印度而特别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说，直接影响就是，1941年的英美协定；由于这个协定，英国政府把安提瓜、圣卢西亚、牙买加、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等地的某些地区租借给美国99年——在特立尼达的主要地区是西北半岛的恰瓜腊马斯。”这个“恰瓜腊马斯”也就是奈保尔的出生地查瓜纳斯，奈保尔在当地查瓜纳斯政府学校上小学时就经常听到美军基地的号声、看到飘扬的军旗。就这样，西印度群岛地区在不同殖民者的入侵下、在不同的移民活动中，成为不同文化的汇杂之地，到20世纪50年代，它已经包容了殖民宗主国英国文化在内的多种移植文化：印度移民文化、欧洲多国移民文化、美国文化、本土黑人文化、中国文化等；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圣公会的教堂在这里到处可见。其中大都是被压迫、被边缘化的文化：“事实的真相是，在特立尼达，黑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中国人和犹太人，全都同吃一锅饭，全都是在同一个殖民制度下的牺牲品，全都被同一把‘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刷子抹黑了。”
这种混杂化、拼盘状的历史文化状态，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外来移民文化身份的同一性、稳定性，也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学艺术发展较为迟缓。在20世纪之前，特立尼达所在的西印度群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有的只是一些外来戏剧的表演或宗教仪式的说唱活动，如奈保尔家族在查瓜纳斯镇上的印度教仪式、取材于史诗《罗摩衍那》的《罗姆利拉》表演等，人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也都是殖民者与移民带来的欧洲文学、印度文学等内容。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一些配合民族独立运动与要求的进步杂志才开始推出本土作家，杂志主要有特立尼达的《黑人世界》、《改革者》、《灯塔》、《特立尼达》等，巴巴多斯的《女人》，牙买加的《焦点》等，作家主要有阿尔弗雷德•门得斯（Alfred Mends），他的代表作《柏油湖》描写了一个葡萄牙移民在特立尼达的经历；特立尼达作家詹姆斯（C．L．R．James）的短篇小说《神圣的牧歌》描写了充满特立尼达本土气息的生活细节，《麦迪•艾乐》通过对比手法描写了特立尼达贫民的悲惨生活，还有后来多次得到奈保尔称赞的小说《超越边界》等；作家阿尔伯特•苟默斯（Albert Gomes）的部分小说写了黑人生活与劳工的生活。这一时期本土作家写本土题材的文学正式出现。到四五十年代，西印度群岛文学进一步发展壮大，作家作品日益增多，除上述几位外还有西罗德•巴尼斯、丹尼尔•S．约瑟夫、克劳德•汤姆森、塞缪尔•塞尔文、塞切尔•格雷、奈保尔的父亲西波萨德•奈保尔、埃德加•米切尔豪泽、乔治•拉明、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等；这时，一些有识学者为了突出西印度群岛文学发展的独立成果，还编辑了以西印度群岛命名的小说集，以强调本土色彩，如牙买加的安德鲁•萨尔基编写了《西印度群岛短篇小说》（1960）、《加勒比短篇小说》（1965）、《岛屿之声：西印度群岛短篇小说》等，不过西印度群岛的文学大都受到了欧洲文学的深刻影响。
奈保尔18岁前就在这种杂色、拼盘式文化背景中生活、接受教育。首先他接受的是祖先印度文化的家庭熏陶。19世纪80年代，奈保尔的祖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印度移民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定居在以种植甘蔗为主的查瓜纳斯镇，在这里一部分印度人形成了一个保留着故国生活和文化习惯的社区，奈保尔的童年就是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印度文化气氛的大家庭中度过的，外祖母家的建筑、装饰、饮食习惯、宗教仪式和听不懂的印度语，模糊地存在于他的童年记忆中；在特立尼达，印度文化是众多文化中的一元，也是影响奈保尔文化身份形成的主要文化场域之一（详细见本章第二节）。
但是，奈保尔在岛上接受的主要是英式殖民教育，讲的是宗主国语言，接触的外部世界与其家庭内部大相径庭，两种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他在获奖后写的答谢辞就有意使用《两个世界》作标题，来表达两个世界的感觉：“我从小就有两个世界的感觉，一个是外部世界，是那个高高的波纹铁门之外的世界；另一个是家里的世界——至少是我外祖母家的世界……我们朝内看，我们打发自己的日子。外部世界一片黑暗，我们什么也不打探。”可以说此一时期奈保尔没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处于一种模糊、边缘的文化状态，他不了解他生活的殖民地世界，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不同文化组成的马赛克一样的模糊拼图，在这样的处境中他只能机械地接受印度家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被动地接受以英语教育为主的舶来文化。
中学时，奈保尔随父亲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在这里他进一步接受殖民文化填鸭式的教育，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殖民文化：“这个外面的世界，主要是英国，但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各方面都统治着我们。它给我们派来了总督，送来了我们的一切生活用品；从奴隶制时代起这个海岛就开始需求的各种罐头食品……英国的硬币……教材……毕业考卷……满足我们的想象生活的电影，还有《生活》与《时代》杂志……它给我们送来了一切。”同时他从地理教程和历史课本上感到了特立尼达的渺小和不重要：“在一些人看来，我们是很小的一点，我们先是西班牙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是英国故事的一部分，大概学校历史课也无法用别的方法书写我们，毕竟我们是一个小的农业殖民地。”学校教育还给了他一种与家庭传统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感：“我在两种历史意识伴随下长大，也就是两种时间意识。一种是有日期的历史。这种历史影响着外面的人们和世界，我涉猎的范围很广，古罗马、19世纪的英国、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在查瓜纳斯，我出生的地方，在我祖父建的印度风格的房子里，没有日期……我习惯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中，从不想着进一步探索。”总之，大英帝国的物质用品、政治统治、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还有从世界各地而来的移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在年轻的奈保尔面前摆开了一个驳杂的文化拼盘，这使他感受到了外来的压力和冲击，也进一步感到了更深的孤独和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