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现代文学图志

**章　
　　小序一
讲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必须从晚清讲起，因为晚清蕴涵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学的根据。没有晚清那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绛珠还泪”的誓约，又何从谈论五四时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姻缘？
人们只要读一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和健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和传记，就不难发现，晚清的严复、梁启超、林纾是影响了这一代少年中国人的思想启蒙的导师。但是人们也许忽略了晚清这三架不同形制的马车，都是科举制度的失利者。严复在英国学海军回国后，并没有早在英国学海军的学长伊藤博文四任日本首相的荣耀，不能像伊藤学长那样身居枢要，促成宪法起草，建立两院制国会，并在大东海战中打败北洋海军，反而只能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四赴举人考试都落榜，只能用自己精通的先秦诸子文笔，在《天演论》中锤炼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关键词，为中国人认知世界大势和民族处境提供了思想方式。
晚清实在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异数”，它的历史还没有割断古代遗传的尾巴，但它的文化已经拉开了近代进程的帷幕。梁启超堪称“晚清**笔”，他17岁中举，为主考官李端菜聘为妹婿，属于宋朝就有的“榜下择婿”的佳话。23岁赴京会试，他的考卷被疑为康有为的卷子而弃置，可知晚清的皇朝体制已容纳不了梁启超式的生气和才气，遂使他参与三千举子公车上书请求变法之后，就南回博览欧西译品，直至掀起了英姿勃勃的一代文章波澜。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的维新思想跌了一个跟头，变成了“新民”思想，大张旗鼓地提倡“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推动文学运动进入整个维新事业的中心。当时的知识界无人不知， “汤武革命”是儒者给上古时期“以臣弑君”的改朝换代赋予正义性和合法性的用语，把它与日本汉字译西方术语的“革命”相融合，从而在政治上讲“维新”，在文学上讲“革命”，显示了维新派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比在政治领域更激进的姿态。
留学生阶层的出现，也是晚清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异数。自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并在耶鲁立下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西学东渐记•大学时代》）之志向以来，留学生群体逐渐发育。在半个多世纪内，他们推动“译风三变”，以救治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讲到的中国依次觉悟到的“三不足”：一是1850—1899年的五十年间，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三百九十九种，占全部译作的百分之七十，以救治“**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二是1902—1904年间，翻译西方哲学、史地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二百九十八种，占全部译作的百分之五十六，以救治“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三是1905—1919年文学翻译的总数约在一千种左右，以救治“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应对“三不足”的“译风三变”中，推涌出一位影响巨大的译手林纾。他31岁中举后，屡应礼部试未中，却由于擅长古文，借助留学生的口述，耳受手追，日译六千言，一生译外国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其中居于前三位的英、法、美三国，共译出九十七家一百六十一种。如果说， “林译小说”是古文家与留学生文化结合的产物，那么他联系的主要是早期欧美派的留学生。林译的日本份额是很小的（只有《不如归》一种），这影响到他的译著序跋文中虽有感于民族危机和旅美华工危机所产生的强国保种意识，却看不到1896—1911年留日学生增至两万两千人以上而日益高涨的政治革命情怀。
讨论新文学发生学*为关键的一点，是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它对文学品格的塑造。中国人自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开始，据梁启超的统计，到1902年先后出现的报刊已有一百二十四种。如果考虑到当时旋起旋仆的“小报”，数量当会更多。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小说》，推举小说为“文学之*上乘”而强烈地震撼了传统诗文为尊的文学总结构，不几年就有人惊呼“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到1916年的十五年间，以小说为主打的文学期刊起码有五十七种。报刊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和潮流动向，影响了它与读者和市场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品格是由报刊塑造出来的。报刊的流行和稿费制度的实施，为文人学士在赴科考、当幕僚之外，开辟了一种不须那么温柔敦厚或忍气吞声，而多少可以张扬人格的公共空间。有了这个公共空间，梁启超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报章文体，兼采中西，杂糅文白，驱遣骈散，出入雅俗，写得气势淋漓，纵横莫羁，有一种风靡海内外，令人欲醉欲狂的魔力。有了这个公共空间，谴责小说就可以直刺社会黑暗面，抨击吏治的贪婪残酷、世俗的龌龊卑污，抱持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庄子•天下》）的桀骜情怀，以“狂讽”作为*重要的艺术特征。总之，晚清文学思潮颇有几分狂放气质，其狂放主要体现为三端：一是震撼文学总结构，二是引导文学语言通俗化，三是促进文学内质的政论化和狂讽化。
　　（杨义）
　　“诗界革命”与梁启超、黄遵宪
　 20世纪初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当以l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为里程碑。梁启超从创刊号起，连续四年发表的二十节、约十一万字的《新民说》，鼓吹“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气势磅礴，明达晓畅，奠定了他风靡一时的“新民体”报章策论文字的体制风格。他从第四期起，同样连续四年刊出的《饮冰室诗话》，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种广泛的“运动”。因此，当时“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写信赞扬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三册）
　　说到诗界革命，论者自然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间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一些“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派诗，以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汗漫录》（后作为《夏威夷游记》的一部分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者认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然而中国诗的“境界”已开辟净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要另辟新大陆“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在这种探索空气中，谭嗣同的“新学之诗”，“非（佛、孔、耶）经典语不用”而趋于奇诞，比如那首《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其中的“卖人子”，典出于《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是英语caste的音译，为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巴力门”是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法田”、“性海”、“庵摩罗果”，都是佛家语汇。这种语言的非规范性拼凑，使某些新派诗走上怪僻的歧途。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正式把诗界革命纳入他的“新民”事业的体系之中。《新民丛报》设“诗界潮音集”专栏，《新小说》设“杂歌谣”专栏，集中发表改良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则为诗界革命提供纲领、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他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是出来矫正过分拼凑新名词的标新立异诗风的，要求“新学之诗”在意境和风格之间做到新旧融合，因此他虽然不贬谭嗣同，却格外推重黄遵宪，自称“生平论诗，*倾倒黄公度”。“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由此又排出“近世诗界三杰”的名单：“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这种点将录式的排名和对其诗作的评点赞扬，实际上起了组织“诗界革命”阵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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