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 从苏联道俄罗斯亲历

是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的大学时代是在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和《小路》的乐曲声中以及苏联文学的熏陶中度过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唐修哲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了7年多，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由暖变冷的全过程。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直待在国内。
1978年，我们先后被派到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由于中苏关系不好，采访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努力扩大交友面，利用一切机会外出采访，捕捉并记录了当时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采写了不少海外风情。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1986年12月，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也经历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失控、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和公开性，为我们的新闻采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条件，也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在莫斯科工作的这5年，我们和莫斯科分社全体同仁一起，写了大量的消息、报道、综述和内部参考。
苏联解体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或已接近退休年龄。回国后，原以为与莫斯科的“缘分已尽”，再也没有机会重返**线。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95年2月，《光明日报》聘请孙润玉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站首席记者，唐修哲应聘为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驻莫斯科特约记者。这时已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当我们乘坐的波音767在谢列梅捷沃2号机场降落时，莫斯科的严寒依旧、机场依旧、夕阳依旧，但它已成了俄罗斯的首都。在3年任期内，我们又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在社会大震荡和制度大转轨的进程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百态，体验到了广大群众在剧变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重振国威的雄心。这次我们开的是“夫妻店”，撰写的稿件几乎难分你我，虽然分别署名，但不少消息或通讯大多是一起采访、分头写作；或是分别采访，联合写就的。
1998年回国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在北京的寓所里，正式当上了“寓公”。世纪之交，我们来到美国探亲，住在东部城市波士顿。夏日的薄暮时分，我们坐在后院凉台上休憩，品尝着波士顿郊区的幽静和退休生活的悠闲。当然，闲谈中不由自主地会回忆起往日的奔波和逝去的流金岁月，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会把我们所见到的美国和俄罗斯作比较。在我们印象中，美国再庞大、再富有、再先进、再文明，但是与俄罗斯相比，似乎总觉得缺少些什么。这里所指的不是历史沉淀的厚重与浅薄、也不是文化古迹的丰富与贫瘠，而是一种触摸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人情味的多与寡。不错，美国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情味。这时，我们突然萌发出写一本记录我们从苏联到俄罗斯亲身经历的新书的念头。
*初，只想谈谈普通的人民之间的友谊，说说我们俩人的莫斯科的情结。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经常感受到苏联(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情谊。在里加，一位普通的汽车司机曾向我们打听过，伟大邻邦中国是如何保护文物古迹的；在第比利斯机场，一位青年搬运工人送给我们一个盛酒的鹿角，用格鲁吉亚赠送贵宾的礼品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的汉学家曾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过苏中两国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该校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在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化休闲公园，聚会在那里的老战士曾紧紧地执着我们的手，回忆起当年参加解放中国东北战争时的情景……
2002年3月，中央电视台为制作《世纪回眸》节目，专门到我们家进行了采访。唐修哲在介绍自己亲眼目睹苏联解体的过程时，谈到了苏联人民的友谊，并向他们讲述了与《克里米亚真理报》编辑部的记者们30年后再相逢的故事。电视台记者听后十分感动，又专门到新华社采访了他。以上两次采访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四套《见证·亲历》栏目《中国记者的前沿故事》中播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电视台在介绍《中国记者的前沿故事》节目时写道：“几十年来，新华社驻外记者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发回大量**手的独家报道，但他们在驻外采访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却少有人知。
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长篇通讯《开城的记忆》是怎么在老记者徐熊笔下诞生的？科威特分社记者吴毅宏如何在伊拉克士兵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莫斯科分社记者唐修哲和俱孟军是如何亲眼目睹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的？战地记者们面对无处不在的危险又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真情实感？亲身经历者的生动叙述，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把你带进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场。”
正如《见证·亲历》栏目所说，“对历史的回顾，是我们对生命与情感历程的唤醒与重温”。回溯20年难忘的经历，大大触动了我们心灵的记忆，思路逐步打开，我们决定把在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叶利钦时期采写的作品重新整理、汇集到一起，作为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的见证。
《岁月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