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年度学术200人们对世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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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脱域”与中国基层社会自主状态的终结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是在相当广大的空间中渐续展开的，由于变革波及的深广程度为历代所未有，变革设计者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上下层不同步变化所造成的节奏失调。因为中国知识人对上层制度变革的设计往往是以牺牲下层悠长深远的传统地方利益为代价的。近代中国上层体制的变革往往是通过强度日益加大地摄取地方资源和改变民间制度的自主性状态才得以实现的。这个过程比较接近于吉登斯所说的“脱域”（disernheding）状态。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比如科举制原来的*大功绩是使上下层知识人的流动成为可能和合法，但近代学堂学制的改革内容基本上失去了与地方社会一些既有社会伦理与文化传承的关联性。由新式系统训练出的专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既无法服务于基层社会文化系统的建构，也不能在“熟人社会”中与民众熟知的常识性观念相衔接，而且专家系统越来越频繁地改造着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编织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宏括范围。中国近代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依赖于熟悉的环境中提供的常识性知识评价和估测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恰恰是通过参这些过程而获得其判别尺度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小依赖于完全参与进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他拥有知识的能力与参与过程相脱节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科举制的上下层流动使“官僚”与“士绅”之间的纽带关系十分密切，官员退下来即可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实践．升上去又是官僚系统的统治支柱，现代教育制度则使这种双重身份淡化了许多。例如不少在学堂中受教育的地方人士，往往受到新型西方科学教育内容的感召而大批涌向城市，成为城市现代专家管理系统的中坚力量，而再也无法与乡村传统控制系统相衔接。 尽管如此，近代变革并不意味着已从根本上摧毁了下层组织形式，宗族与各种社会伦理组织和形态及宗教信仰的持续延绵，都说明上下不同步构造出了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0换言之，“脱域”的过程虽然一直在进行，但“脱域”的真正实现却非一日之功所能达致。儒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其实包括“象征建构”与“文化实践”两个组成部分。“象征建构”一直是儒家上层意识形态构造的核心内容，从《周礼》强调“礼”作为等级秩序安排社会生活时起，直到两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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