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我在北大六十年

本书特色

《我在北大六十年》：这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了六十年的一个见证，它见证了这六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六十年的特殊经历同时，我也把我个人的人生以及治学的经验教训，写出采供人们参考我想，这本书对于后人是有意义的。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了六十年的一个见证，它见证了这六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六十年的特殊经历。同时，作者也把他个人的人生以及治学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供人们参考。

节选

相关资料

一、家世我在北京大学60年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同我个人的性格、经历和家庭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写我在北大60年的前面，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来北大以前的情况。1923年4月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东南30里的研岗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村向东一里多路是西华县，向南四五里路是郾城县，处在临、西、郾的交界处，距离3个县城都比较远，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村子里没有几个读书人，只有一个人在临颍县城教过高级小学。在这个村里，当时住有一百多户人家。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都是种地人，只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有不同而已。有做小本买卖的，在村子里卖点日用小杂货。他们都是穷人，够不上商人的资格。我的祖父陈焕章(1866～1951.1 2.2 5)，念过几年书，读的是“子日”、“诗云”。他完全不懂那些书中所包含内容的意思，也不会写哪怕是很简单的文章，他的文化程度只能记个账什么的。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国平(1888～1949.1 2.1 4)，二儿子陈国忠，是一个大家庭。1927年，他们分了家，陈国平和陈国忠成了两家人。我的父亲陈国平，是个目不识丁的人。由于目不识丁，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他不会记账，同人家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只能用豆子的粒数当他的账本。他种西瓜，每年要留瓜种，只能用一个红布袋装红瓤西瓜子，用白布袋装白瓤西瓜子。他是个庄稼人，一生种地，是个劳动的好手，他的劳动很出名。由于过度的劳动，他60岁就去世了。在很长的时期内，他就我一个男孩，却有5个女孩，在旧社会，女孩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因为爱读书，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田间劳动，劳动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家里虽然也雇了一个长工，但他仍需担负很重的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人帮他干活，他在家里喜怒无常，动不动就骂人，我对他没有好印象。现在想起来，他发脾气也是有来由的，我不应该埋怨他。我从呱呱坠地一个毛头小孩，变成今天一个大学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呵护是不可能的。二、兵荒马乱的年代1.逃难到异乡从我出生的1923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在我7岁那年的1930年，正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河南省成为一个大战场。当时我一个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也不了解他们军队的番号，脑子里只有北兵和南兵的概念。现在想起来，南兵大概是蒋介石的军队，北兵大概是阎、冯的军队。不管是北兵还是南兵，都有自己的正规军和杂牌军。正规军一般还有点纪律，杂牌军就是亦兵亦匪了。我记得有一股军队驻扎在我们村里，现在我也记不起来他们是南兵还是北兵，据称他们的头目叫王老五，原是豫西的土匪，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但匪性不改，是亦兵亦匪的队伍。开始他们还有点纪律，过了不久就开始在村子里绑起票来了。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把我背到匪兵疏于防守的一段寨墙上，用绳子拴住我的腰缒到寨墙下面，然后，他也跳下寨墙，背着我从护寨河里游到河对岸，踏着夜色跑到另一个叫作贾太石的村子里，在那个村子里住了40多天。贾太石是一个同研岗村大小差不多的村子，但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性格要强悍得多，他们团结，有组织，也有自己的寨墙，他们加强防守，拒绝匪兵进入他们村子里。这股匪兵只有步枪，没有大炮，进不了村子。在一次交战中，村民无恙，匪兵却被打死了几个。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已经7岁并且懂事的孩子，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匪兵杀人村子，遭受迫害。所幸这股匪兵竞没有能进入这个村子，我们有惊无险。2.深夜脱虎口1933年阴历9月，那时候我10周岁，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送我到一个叫作七里仓的村子里读高级小学。这个村子距离我住的村子大概有2里路。说实话，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读高小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是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学校里上学，学校里的几任教师，都识字不多，更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只有极简单的数学知识，只会加法和减法，连先乘除后加减、大中小括弧运算都不会。老师如此，学生更不必说了。我读高小，完全是不合格的，每天上课，毫无兴趣，只是苦恼。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匪灾从天而降，我也几乎丧命。在开学后半个月的时候，阴历9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里，大概是三更天，我正在熟睡，忽然被什么东西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同房间睡觉的20来个同学，一个也不见了，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着暗淡的光。窗子外一阵阵啪啪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枪声是从村子的东头传来的。身处乱世的孩子比较敏感，知道是有土匪进到村子里来了。他们大概是从村子东端的寨墙上爬进来的。我十分惊慌，马上穿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慌忙中，裤腰带也找不到了，用手提着裤子，跑出学校大门外。跑到哪里去呢？我没了主意，看见眼前有一片甘蔗园，无奈中，就钻进甘蔗园里躲避。枪声越来越近，我感到天亮之后，这里无论如何是藏不住人的，于是就从甘蔗园里钻出来，向着西面的寨墙跑去。从甘蔗园距离寨墙大约有500米的光景，这里是一片坟墓，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在这里往前跑，几乎跑几步就要跌一跤。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我终于跑到寨墙边。当我爬上寨墙之后，土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校，他们的手电筒光一闪一闪的，令人胆战心惊。此时此刻，我幼小的心灵斗争激烈：被土匪抓住，要花很多钱，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会丢掉生命；如果要从四丈高的墙上跳下去，也可能会丢掉生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跳墙下去。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无奈地叫了一声：“我的娘呀！”随着叫声，我落地了。我没有死，也没有受伤。虽然跳下了寨墙，但寨墙下还有护寨河。深秋季节，河水正旺，至少有一丈多深，当时我也不会游泳，跳下去就会丧命。这时候，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拼着命跳下了河。我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上帝保佑，我竞莫名其妙地游到了河对岸。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是怎样游到河对岸的。过了护寨河，走了100多米，还有一条河，这条河的水小深，我趟水过了河。深秋天气，已经相当冷了。我穿着全身湿透的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几乎走不成路了。

作者简介

陈哲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河南省临颍县人，生于1923年4月8日，原名陈幌山，1949年投考北京大学时改用今名。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其间，曾在香港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耗利多大学、圣巴巴拉大学进行讲学。主编并参加写作《监察与监督》、《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华文明史·政治学科》（十卷本），并有论文集《评封建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