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本书特色

《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2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内容简介

本书打破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静观模式，侧重从整个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注重文学批评与思想史、哲学、美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联系，并从学术史的整理与论述层面，阐明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版与时俱进，密切追踪当下*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科进展，修订了部分章节，对上一版论述较为简略的文学理论作了补充，同时还修正和改进了一些理论观点和认识结论，因而体例更完备，内容更丰富。
　　全书详略分明，浯言简约凝练，非常适合实际的讲授和学习。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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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汇集了道德人性、风俗礼仪、宗教意识、典章制度、政治思想等诸多因素。这种综合型的文明体系，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生存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它是主体所造就的文明体系，同时，一旦形成，又会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文学批评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受制于这个体系，同时又因自己创造的成果，丰富了这个总体文明体系，二者呈现出互动的态势。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可以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副的原始文化形态。从今天发掘所见的这一带的遗迹，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的先民依托黄河各大支流，在四季分明的黄土地上从事采集、渔猎，尔后进入了农耕生产方式，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资料。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迈进过程中，血缘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它非但没有如西方古希腊那样，被城邦文明所取代，反而是在新的社会生活体系中获得衍生与发展。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与财产又主要由男性后代们来继承，而一代代父家长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亡灵的保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礼仪，后来在夏商周时代日益完备的血缘宗法观念和制度，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就产生了。到了继**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之后兴起的殷商社会，宗法组织与道德体系更趋成熟。商朝在其六百多年的统治时期，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统治者所依赖的，正是这种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与观念体系。周代统治者在继承商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的。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宗法制度又与礼乐制度天然地相结合，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延伸。具体说来，“礼”是通过一系列典章仪式将建立在血缘亲疏基础之上的身份等级确定下来，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秩序，“乐”则是缘饰这种礼仪的器具，是从人的内心的净化与洗礼来确立对礼的服从，所以后来的儒家素有“乐合同，礼别异”的说法。从社会结构的稳定来说，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但正如著名学者杜国庠先生所指出的，过于森严的等级反而易于使社会内部的人产生离心力，于是乐就承担了调和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任务①，而其伦理基础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从远古社会中延续下来、没有如古代希腊社会那样被斩断的血缘宗法与亲情观念。

作者简介

袁济喜，1956年生，上海人，1978-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1985年毕业于该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赴日本九州大学访学，1994年被选为北京市**批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的成员，首批获得该工程的项目资助，两次被中国人民大学推选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与教育部第三届青年教师奖候选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为《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神》、《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等，主撰的《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