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1926-近代生理学在中国

本书特色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主要包括五大部分，引言部分探讨了明末清初之时传教士传人中国的一些西方生理学知识。这为后来近代生理学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在后面的章节里，主要通过著作、报刊、教育、名词以及中医生理的接纳问题分别进行详述和讨论。通过这些内容，力图还原当时生理学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探讨国人对西方生理学的接受过程。

内容简介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个移植过程，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国近代生理学史、医学史，乃至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一直以来，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问津，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力图还原生理学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探讨国人对生理学的接受过程。
本书所关注的是医学的基础学科——生理学早期在我国的传播历史。1851年，来华医学传教士合信在行医之余，编撰了《全体新论》一书，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了西方的近代生理学。自此，生理学在我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经过各方人士多年的努力，1926年，在协和医科大学内，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这也标志着西方的近代生理学在我国正式建立了起来。这一段历史，既包含了当时西方的医学传教土们在行医之余进行基础学科传播的努力，也包含了国人从初识西洋生理到彻底接受的过程，更特别的是，它反映了近代中西医在学理上的争论与冲突，耐人寻味。

节选

相关资料

插图：此外，亦有国人有“内需”的情况。譬如在明朝末期，西国记法盛行，利玛窦因而在南昌传授记忆术。后来在巡抚陆万赅的“强迫”下，利氏便将他手边的记法翻译成《西国记法》。而有趣的是，陆万赅此举却并非对西方知识感兴趣，而是为了帮他的三个儿子应付科举。①可见，当时的记法引起了热衷于科举考试的国人的兴趣，西方的有关神经生理的知识也就顺便传了进来，这或许是国人*早会接受“脑主记忆”之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在谈到西方医学之传入时说道，“传教士不远万里提了一个篮子来到中国，篮子里所装的礼品中，碰巧有西洋的医药”。②而对于生理学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西方的人体生理学知识来到中国，绝非碰巧之事，而是各种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而对于这些传人的生理学知识，国人中真正接触到的并不多，除了王学权等几位医生以外，就只有少数的几位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了。当中国的这些士大夫**次接触到西方盖伦式的解剖生理学知识时，尝试融合者有之，拒绝接纳者也有之。但是在中医学界，尽管当时接触到这些西方生理解剖知识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些知识并没有完全被当作洪水猛兽，而是受到了一个相对善意的接待。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西方医学的疗效并不比中医好，这也使得士大夫们对中医的信心没有被动摇，所以传人的这些解剖生理学知识，被士大夫们当作是对中医的有益补充而被接纳了。其次，盖伦的解剖生理中的“四体液”学说和“三灵气”说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冲突并不大，其脑说以及解剖之类的知识可补中医的不足，却无法动摇中医的根本。因此传人的这些解剖生理学知识，也导致了早期“中西汇通”思想的产生。这些都为后来西方的近代生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明清之际的这一次传播，让国人**次接触到了与中医不太一样的看待身体的方式。或许因为当时西医还并不高明，也或许是因为要对中国已经流传千年的传统形成挑战绝非短时间可以完成之事，这一次传教士们带来的生理学，只是在水里荡起了一些涟漪。后来随着清政府的禁教，这些涟漪很快就恢复平静了。然而这些洒下的种子，也给两百年后再一次传人中国的西方生理学，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袁媛，女，1976年生。1997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生物系生物工程专业。2003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科学哲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获科学史博士学位。后在东华大学任教至今。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已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