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

本书特色

《我们的青春》：深情笔墨，精彩文章，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这才是让我们永远牵念的“北大中文”。

节选

相关资料

1948年，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呆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倔强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找回失踪多年的姐姐。二十年前，她曾卖尽家产，供姐姐北上念书，当时有约：五年后，姐姐工作，再援引两个妹妹出去念书。谁知一去二十年，音信渺无，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另给了我十个银元，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了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与李公仆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做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爱唱的当然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等。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在内地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城！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谁知道这一好意竟给我带来了二十年噩运，此是后话。全国*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们大学一年级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总校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可惜1949年1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的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院址就在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官邸紧靠城墙根，范围极大，能容纳二百余人学习和生活。大礼堂，正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我们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当时，我认为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都是绝对真理，并很以自己会有这些莫测高深的词句而傲视他人。读书会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还参加了两周一次的俄语夜校，由一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白俄授课。后来，在那些只能学俄语，不能学英语的日子，当大家都被俄语的复杂语法和奇怪发音弄得焦头烂额时，我却独能轻而易举地考高分，就是此时打下了基础。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群龙无首。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孑民堂”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1月解放军围城，我们开始十分忙碌起来。随着物价高涨，学生自治会办起了“面粉银行”，我们都将手中不多的钱买成面粉存在银行里，以防长期围城，没有饭吃。记得我当时早已身无分文，母亲非常担心，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门路，在贵阳找到一个卖肉老板，他在北京也有分店。母亲在贵阳付给这位老板六十斤猪肉的钱，他的分店就付给我值同样多斤猪肉的钱。这可真救了我的急，使得在“面粉银行”中，也有一袋属于我的面粉。我们又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和一位男同学去到他家，我*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已有了30年代经验的他来说，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罢。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出于对他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总之，他留了下来，历尽苦难。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一夜一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那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心爱的蓝眼睛——白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京城，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社会”给我的**个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谈情说爱的新疆歌舞顿时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大体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价响。市民们有的报以微笑和掌声，有的则透着敌意和冷漠。我们却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垮台、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就在这几乎是“万众一心”的时候，四院却发生了一件不能不载人校史的大事。这就是“护校运动”。共产党进城后，需要很多地方来安置各种机构，因此决定要北大让出四院，学生全部并入总校校址。这引起了一小部分学生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四院是北大校产，不能随便放弃，政府不能任意征用学校的财产和土地。他们四处呼吁，又贴墙报，又开辩论会，还威胁说要组织游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事件”！党组织决定“加强领导”，通过自己的地下组织予以坚决回击。总之是说他们挑衅闹事，有意制造事端，反对新政权；又把他们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检点，用墙报贴了出来，这些人一下子就“臭”了。于是我们大获全胜，浩浩荡荡迁入总校所在地——沙滩。四院则成了新华社的大本营，一直到今天。我们48级，原有27名学生。还在四院时，就有很多同学参加了解放军，“护校运动”后，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迁入总校时，我们班实际只剩了5个同学。好在学校“面目一新”，课程完全不同了。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都是一两百人的大班上课，俄语和文学理论课则将中文系的三十几个同学编成了一个班。过去的课程都没有了，听说废名先生在被通知停开他*得意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一课时，还流了眼泪。新派来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是著名的左派文艺理论家，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妻子比他年轻20岁，是西北某大学的校花。他讲的文学理论，我们都听不懂，晚上，他还将我们组织起来学习《共产党宣言》，一周三次，风雨无阻。我俄语学得不错，政治课发言又总是热血澎湃，满怀“青春激情”，于是很快当上了政治课小组长。记得一个难忘的夜晚，已是十一点多钟，我突然被叫醒，由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带到红楼门口，一辆闪亮的小轿车正停在那里。我们四个人钻进车厢，车就飞驰而去。我们被带进一个陈设豪华的小客厅。我从未坐过小轿车，更从未见过这样的堂皇富丽，又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心里真是又好奇，又慌乱，又兴奋。等了一会，又高又大的彭真市长踱了进来。原来是市长同志亲自过问政治课教学情况，让我们*基层的小组长直接来汇报。我对彭真市长的印象很好，觉得他亲切、坦直、真诚。他大概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我大学毕业时，曾有消息说要调我去做彭真的秘书，并把档案也调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成。如果去成了，我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我可能不会当二十年“右派”，也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彭真的“黑爪牙”，遭受更大的不幸。然而谁又能预知未来？反正1948年和1950年，我的生活算得上称心如意。我开始给《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写搞，无非是报道一些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也写一点书评，多半是评论一些我正在大量阅读的苏联小说。记得有一篇评的是长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与其凑凑合合活一辈子，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