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报告-安徽2010

当年风靡全国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早已为众多城市政府所抛弃。区域内中心城市、次级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及小城镇关系失衡。与此同时，大拆大建成为各地规划建设的普遍模式。不少城市采用类似的技术、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大体量的建筑物，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大量老旧历史街区、建筑毁于一旦，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和独特风貌受到严重破坏。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是现行体制下的政府主导作用过于强大。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推进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一方面，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资源和权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育还极不成熟、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有待于发展和壮大，所以，除非政府之间达成共识，依靠一致性的政策资源和法律制度去推进，否则在政府之外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和制度渠道来实现各城市自主发展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仍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二是市场失效。当前众多城市中出现的“城市病”和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反映出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的失效。除了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外，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也是重要原因。在市场完全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要素及产业受比较利益的驱动会自发地向高收益的地区和产业集中，而在比较成本发生变化挤压利润边界后，产业和要素才会向其他地区和产业转移。也正因为如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往往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剧烈波动，其代价是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三是宏观协调机制的缺失。近年来不少媒体和一些主流学者对地方政府指责颇多，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诸侯经济”、土地财政等等。其实在现行制度设计下，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无可厚非。“跑部钱进”、“驻京办现象”是由于中央过分集中了财权、事权；“诸侯经济”是由于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土地财政的源头是地方财权过小，而且是在中央政府制定的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实现的；不少地方出现的“高水平”重复建设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国家审批的。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城市间发展的诸多不协调现象，反映出在国家层面协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存在不小的差距。当“城市病”和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在不少地方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规划才迟迟面世，而且迄今为止缺乏权威的实施主体。国家近年来批准的十几个区域规划，除长三角规划外，主要是对某个省区内的局部地区的规划，这也反映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