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

2.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认，国语审议会在制定“当用汉字字体表”时曾参照了1923年的“常用汉字表”、1938年的“汉字字体整理案”以及1942年的“标准汉字表”。可见“当用汉字字体表”并非是在战后匆忙制定的，可以说是从战前以来字体整理的一个集大成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当用汉字问题与明治以来的日本政府对汉字政策的思考一脉相承。 3.“当用汉字字体表”只对当用汉字进行字体的整理，整理标准不涉及表外汉字。国语审议会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理由：首先，当时的国语审议会认为审议表外汉字的字体，无疑放弃了限制汉字的总则。因此，才没有问津关于表外汉字字体的相关标准。其次，当时国语审议会的想法是这一问题分三步走：一是先把汉字使用控制在“当用汉字表”内；二是在这一基础上千方百计逐渐减少当用汉字的字数；三是随着汉字政策的演进，*终将会废除汉字。审议表外汉字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哲学认识，便会变得毫无意义。 国语审议会的思考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语言实际并不等同于国语审议会的主观倾向。整个社会依然在不管不顾地使用表外汉字，对政府的汉字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实际上的对峙状态。此外，按照“当用汉字字体表”进行的字体整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因为字体表本身也委实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