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人物

公元1911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在坎坷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秦朝以来已经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终告崩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全亚洲**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跨越，仿佛一步迈人了具有先进政体的文明国家行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随着政治语境的变迁，人们对这场社会变革的解读不断演化，对相关人物的褒贬时有更迭。由于持有不同的政治观，有人说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是半截子革命；有人说它是温和革命，是破坏性*小的革命……不管怎样，人们始终不能否定这样两个关键词：一是共和，一是孙中山。
一百年前，孙中山所倡导的共和理想，以激进的方式促使中国融人世界潮流，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说：“19至20世纪是构建伟大意识形态的时代，也是宗教和神秘乌托邦被所谓哲学与政治合一的理念所取代的时期。”
这种判断或许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却忽视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19至20世纪，欧洲与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一个正满怀信心地走向“*美好的新世界”，另一个却饱受内忧外患，前路茫茫。
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回忆19世纪那个“*美好的新世界”：
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会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
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新世界”。……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经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乘坐的车辆已经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升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8月第1版，第1～3页。）
在世界的另一边，梁启超则这样描绘当时的大清国：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曰以多事。……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10～11页。）
中国的19至20世纪与西方的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截然不同，启发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来自西方的“伟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灵感来源；直观可见的西方文明成果，则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追求进步的目标。于是，变法、维新、革命，依次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核心主题。
同样是19世纪末，准确地说是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王子码头，开始了欧洲之旅。
孙中山于10月1日乘火车抵达伦敦，对于初到伦敦时的经历和观感，他曾经在《伦敦被难记》中有这样的自述：
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孙中山：《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4页。）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是敏觉的。梁启超直白地道出了中国困局的本质：因为“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才导致了“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孙中山则由对西方繁荣的“怦怦向往”，敏锐感知到了宪政、民主是未来文明的主导方向，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
回望辛亥革命，回望那扇共和之门艰难的开启过程，需首先看清王朝崩溃前的没落、腐朽，以及当时人们的焦虑与期盼。因为，那才是导致19至20世纪中国历史剧烈动荡变化的根由。
世纪之交，中国在焦虑中期盼
中国的19世纪是在战乱中结束的。
中国的20世纪是在战乱中开始的。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她的每一次变法、维新都是缘于战败、割地、赔款。丧失了主动自我更新能力的清王朝犹如一个老迈而懒惰的驽马，只有被狠狠地抽打，只有感受到真正的切肤之痛才肯缓慢地迈出历史的脚步。因为甲午之战，才有了“百日维新”；因为庚子之变，才有了“预备仿行立宪”……
于是，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在焦虑中期盼，期盼变法后的新政，期盼立宪后的宪政。*后，他们盼来了辛亥革命，盼来了清王朝的覆亡。
一
在1895年那个惨淡的冬日，继连续受到英法等欧洲诸强的武力羞辱之后，对日甲午之战又以惨败告终，又一次让清王朝感到了这个政权的危机。
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同意，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尽管这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清帝光绪推动的变法，已经*大限度地照顾到了顽固派的权力和利益，可它还是仅仅维持了103天便被慈禧扼杀了。
对于清廷来说，这次“百日维新”更像是一场闹剧。就其本性而言，他们视为“重中之重”、“**要务”的永远是如何保住已经窃取的统治权，而不是这个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政权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之间，他们选择的永远是前者。他们宁愿割地赔款，也不会允许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危及其统治地位，正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清朝贵族阶层根本就没有变法的诚意，更没有追求先进文明的觉悟和能力，结果，他们硬是把一次变法图强的伟大实验，演变成了刀光剑影、黑幕重重的宫廷政变。
对于中国和那些献身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来说，这却是一次与虎谋皮的悲剧。*后惨遭清政府杀害、血洒刑场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中国三千年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和平改良以流血告终。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慈禧控制下的清政府不单是毁掉了一次使中华文明获得全面提升的绝佳机会，而且陷入了一种极端昏聩、仇外、残暴，全面向后转的非理性状态。
中国的19世纪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结束了。
中国的20世纪又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