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近代史(第6版)

**章　“近代中国”的概念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孤立于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现了。在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也在17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达满洲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19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满清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然相异的特征。
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即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己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1istic—racia1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1.1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16世纪还是19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人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人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16、17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16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19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人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公元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节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兰教传人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1o）和尼科罗•波罗（Nicco1o Po1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1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年），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15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1.2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19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