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心集 陈众议自选集(2011/11)

伊比利亚文化及文学的形成 尽管考古学家在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史 学界普遍认为伊比利亚是当地初民对整个半岛的统称）发现了大量证明旧石 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民足迹的岩画、石器、骨器和青铜器， 但人类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早记载始见于铁器时代。其中古希腊人是这样描 写伊比利亚先民的：“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恰似北非居民……”（《 墨西哥西班牙语百科》、《西班牙大百科》等在“西班牙”或“伊比利亚” 条上均有类似记录，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加注明确的出处）公元前千年左右， 腓尼基人入侵并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随后是希腊人从地中海由东北至西南 的扩张。但大规模的种族行动是在公元前后发生的。迦太基人以增援腓尼基 兄弟为由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伊比利亚南部；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以埃布罗 河为界，屈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迦太基人不久先发制人，向罗 马人发动进攻（因而落得个“背信弃义者”的骂名）。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军 队*终赢得了胜利，并一鼓作气荡平了迦太基人的领地，在“伊斯巴尼亚” （Hispania，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建立了卢济塔尼亚（今葡萄牙）和 贝梯卡、加利西亚、塔拉戈纳、迦太基等（今西班牙）行省。到了公元二三百 年，为了安抚蛮悍的日耳曼部族，罗马人作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也正是在这 个时候，日耳曼人得寸进尺，开始向西南欧迁侵，其中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 多为支族汪达尔（霍达）人、斯维汇人和阿拉诺人（他们在西方语言中又成了 “野蛮人”和“文化毁灭者”的代名词）。其时，罗马帝国已经左支右绌、 摇摇欲坠，再也抵挡不住日耳曼人和新兴民族的反叛了。如今的西班牙（“ 西霍达王国”，与之对应的“东霍达王国”即后来的东法兰克王国，位于今 意大利境内）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葡萄牙当 时隶属于西班牙，她一直要到1143年才完全独立，16世纪又复归西班牙，后 重新独立。至此，伊比利亚无论人种还是文化均已相当混杂，但其主要文字 的**源头仍是西罗马时期的拉丁文。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拉丁语成为 所有行省的官方语言，但它和罗马帝国一样，似乎没有来得及在这一地区获 得新生。倒是由拉丁语衍生的一些方言（各地的口头拉丁语）创造了这一地区 的*初的文化繁荣。这一文化后经与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融合，再经与犹 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阿拉伯文化，尤其是与阿拉伯文化的兼容和化 合，催生出绚丽多彩、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且说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和 精明强干的犹太人、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对早期伊比利亚文化形成所作的贡 献，虽然较之阿拉伯人当大为逊色，却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基因 。前者除了军事、人口方面的优势，还为伊比利亚文学孕育了*初的史诗 （Gestas）；后者的相当一部分人口从格拉纳达和平进入西班牙后，在弗拉明 戈舞蹈等艺术形式上留下鲜明印记，同时则悲惨地成了诗人和艺术家挖苦的 对象。再说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在西罗马全线崩溃后乘虚而入 ，侵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领土。当然，摩尔人没有破坏也未能马上致力 于建设殖民地文化，但原因可能并不完全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内讧或者 更为残酷的战争。可以说，除了卡斯蒂利亚等少数王国自始至终比较坚决地 捍卫各自的领土完整之外（正因为如此，卡斯蒂利亚后来成了“光复”的主 力并*终使卡斯蒂利亚语擢升为西班牙地区的通用语言），摩尔人几乎没有 遭遇大的抵抗而在伊比利亚南部地区长驱直入如临无人之境，因为刚刚摆脱 罗马统治的伊比利亚当时正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而阿拉伯人带来的 恰恰是发达而且不同于拉丁文化的东方伊斯兰文明。因此，与伊斯兰文明在 东方的境遇相反，多数伊比利亚新兴的哥特式基督教徒对新的闯入者表现出 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并且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吸纳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 伍麦叶时代的王子们在殖民地的早期建设中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开明。这 可能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礼尚往来和良性循环。总之，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 伊斯兰文化体系迅速形成，并向四周辐射。当时，科尔多瓦吸引了大批志向 高远的东方学者。但这一文化的传播却相当得缓慢，语言很可能是其中的主 要障碍。因此，即便是在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开始拥有了大量第三代、 第四代土生穆斯林的时候，阿拉伯文也未能在广大的哥特式基督徒中流行起 来。奇怪的是，许多伊斯兰民歌民谣和传奇故事倒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 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 看，*早的伊比利亚（或西班牙）一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 后。此后，著名学者伊本·阿卜迪·拉比西行，他带去了著名的《罕世璎珞 》并衍生出影响深远的西班牙一摩尔文学作品。《罕世璎珞》凡25卷，广泛 萃取阿拉伯诗文精华，被认为是东方诗学巨著，不仅对西班牙文学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而且“出口转内销”，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后来兴盛于阿拉 伯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俚谣”即“择吉尔”（“Zajal”或“zejel”）很 可能就是从拉比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古二重韵诗，主要用拉丁方言，诗句 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吟唱。这种诗体在12 世纪初叶达到高峰，产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尔”非行吟诗人 。之后广泛流行于伊比利亚南部的西班牙犹太人多韵诗——“彩诗”即“穆 娲啥哈”（“Muwashaha”）和缀于“穆娲啥哈”之后的早期西班牙语诗歌“ 缀诗”即“哈尔恰”（“Jarcha”）都是由它催生的。应当说，摩尔人自入侵 到7—8个世纪后败北撤退，始终未能推广阿拉伯语，但其文学却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了伊比利亚文化，并为卡斯蒂利亚语及其文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从目前拥有的史料看，卡斯蒂利亚语的初始形态基本上是由拉丁文加本土 语汇和希伯来语汇、阿拉伯语汇构成的。 可见伊比利亚文化是多元与混杂的产物。欧洲*早的抒情诗“哈尔恰” 便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而这个“混血儿”的发现不仅使卡斯蒂利亚语 （即西班牙语）文学的历史从12世纪上移到了11世纪甚至更早，而且改写了以 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民歌为*早抒情诗的欧洲文学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