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政治

现实政治人生问题发端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它.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瞒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果.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我们说"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一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彻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Feuerbach说"我*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编者注:唯理智论认为认识全部来源于纯理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感性经历.和其他的Classicalphilosophers编者注:古典哲学家.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精*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 Urge编者注:生命驱动.和LifeSpirit编者注:生命精神.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编者注: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的学者.在他的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Eucken编者注:鲁道夫?奥伊肯.在他的Knowledge and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它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笼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它,姑且举出它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它所供给人生观念*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1)使人觉得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
(2)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 Stream of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泻[泄]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3)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要义就是努力".
(4)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而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Superiority and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5)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境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做"*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1)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
(2)哲姆士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 (James, Pragmatism,P.108).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CreativeIntelligence,P.408).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
(3)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惟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4)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二
然而中国现在*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它.
**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变化,不见得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它,它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实事,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没分别,达生的和不达生的,是没上下,何以偏说"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赞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至于达生观所以在中国流行,也有几条缘故.**,中国人是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这是*要紧的原故——中国的政治,永远是昏乱.在昏乱政治之下,并没有人生的乐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见.忽然起了反动,就有了达生观了.
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
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它害了的.这种主义在中国*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只知纵淫欲……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的和猪狗一样.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起来.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它解释人生了.
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它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惑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作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它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
这四种都是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有人问我,何以这几样都算做"左道?"我答道,"因为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观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说到.只要把"就人生论人生"一条道理当做标准,不难断定它的是非了.
三
既然"左道"的人生观念,都是离开人生说人生.我们"不左道"的人生观念,当然要不离开人生说人生了.但是不离开人生说人生——就人生的性质和效果,断定人生的真义——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想这样办,必须考究以下各条事实:
(1)人在生物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2)人在心理学上的性质——就是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
(3)人在社会学上的性质——这是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相互的关系.
(4)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5)生活永存的道理(The Immortalitiy ofLife).我这里说生活永存,万万不要误会.我是说"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会的生活"永存,不是说"个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照这五条研究详细,不是我这"发端"的文章应有的事.况且我学问很浅,也不配仔细述说这些.所以要做这篇文章的缘故,原不过提出这人生问题,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决它;并不敢说我已经把它圆满解决了.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上至大总统,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我对于人生,不能没有一番见解.这见解现在却切切实实相信得过,也把它写了出来,请大家想想罢.
人生观念应当是: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待的英文,写出来吧."The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
四
我这条人生的观念,看来好像很粗,考究起来实在是就人生论人生,有许多层话可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这话不过略说一两面.我这人生观念,决不是两三行文章,可以讲圆满了的.但是多说了看的人要讨厌了,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篇里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其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群众能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而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
这篇文章,并没说到仔细.仔细的地方,我还要研究去,奉劝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谈罢.
1918年11月13日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卷**号)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开演说会.余曾拟定《去兵》一题.适是日王抚五先生讲"弭兵!"虽词说不一,而意旨从同.余遂作罢.归来.将所欲言者,写成此文,仍用演说体裁也.(著者)"兵!""兵!"我们整天心里有这种东西的印象:整天见的是兵,整天听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练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给兵、伺候兵,望着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用处怎样?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
我回答这问题道:兵是没用的,兵是代表兽性的,兵是野蛮时代的遗迹(Survival),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
中国人对于兵的透彻觉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经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学家,讲"非攻"主义.谁知道到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掉了.过了两千多年的日子,受了无量数兵争的痛苦,虽然出产了许多《兵车行》……终没人发去兵的议论.这真是件*可伤心*可羞耻的事.西洋自古来就有去兵的学说,所有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主张.柏拉图、康德、边沁等,主张尤力.到了近年,更是利害;再加上这次大战的反响,这"去兵"的一种主义,已经完全离了哲学家的梦想,变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竟是大半不曾听得这种学说.我就用今天演说的机会,同诸位商量这大概罢了.
诸君知道人的所由来吗?人的祖先,本是禽兽.从禽兽变成人,从野蛮变成有文化.虽然是人,却不免带点禽兽的性质;虽然是有文化,却也不免带点野蛮时代的遗传.世界上长久不息的战争,是过去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打仗;我们做人的唯一职务,是帮这未来的光明,和过去的黑暗打仗.这道理古时候的祅教波斯古代的Zoroastrianism.已经说过.我们的*大先知托尔斯泰,也有句极简截的话:说"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用枪、用弹的战争,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两方的敌人,一方是人类的、光明的透彻觉悟,要在那里发展;一方是遗传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围绕着压制着我们."然则请问什么是过去的黑暗,什么是未来的光明?我敢答道,过去的黑暗,是武力主义(Militarism),即是禽兽的遗传,即是野蛮的遗传;未来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编者注:民主.一个主义而行,这主义昨天李守常先生说过的,我不细讲了.昨天罗家伦先生讲什么世界的新潮流,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罗君曾说,凡是潮流,不能抵抗.这Democracy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可见难得抵抗.偏偏兵一件东西,本着它的历史,用着它的性质,处处和这主义抵抗.要是容许兵的存留,就是限制这主义的发展;要是帮助这主义的发展,就要预先不许兵的存留.我们既然明白晓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这黑暗的代表,这社会上无穷罪恶和苦恼所托命!
我说到这里,诸位定要问我,何以把兵看得这样不好?我说这有许多条道理,等我一条一条说来.
**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冲突.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说的Democracy.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再加上这次大战的教训,这主义总算完全胜利.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几条透彻的觉悟:**,觉得"人上人"(Raceoverrace)一种事情,没法延长下去;第二,觉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觉得这个,当然觉得兵是没用的."凡是一种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没法实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个贻误后人、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违背民意,用兵力压制不独立的人民,用兵力谋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来,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现在真不"时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靠着民意的向背,没法不尊重民权的发展,还向那里用武力去?何苦留着这武力,作为民意民权的妨害物?所以我们可以决然断定道,在现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来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会的新潮流冲突.社会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说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趋向,大概分两个道路:**,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第二,大家对于社会,总要效劳.效的劳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就**条说,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就第二条说,兵,对于社会,根本是不效劳的,却要索*大的报酬.照这看来,兵只会"助纣为虐".在现在社会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时的社会.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冲突.新教育的趋向,教人"因人设教".兵的训练,却只有一条法子.新教育的趋向,教人注意"发展",兵的训练,却专心"收敛",新教育是自动的,兵的训练是强制的.昨天一位朋友问我,"兵的训练是怎样"?我答道,"是造就无机体,造就放炮的机器".一个好好的人,弄到营里,受兵式的教练,先要剥去思想,再来剥去兴致,再来剥去手足的自动舞蹈."满身上都是胆",就是满身上都是恐惧,满身上都是木偶气.战阵明明是极可怕的事,却弄得它丧失了知觉,无意识的上阵地.到了那里,一切举动,像个机器.它那炮弹"应声而发",它脑袋好比机器似的.这样的训练,真是把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想想当年的科举训练,何等离奇,何等可怕.这兵式训练,却比它更离奇更可怕.
照这样看来,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断断无疑了.我对于兵的判断,可以约为以下几条.
(1)兵是破坏的.毛奇(Moltke)说,"兵是破坏,兵是仅仅破坏".这真是句诚实话.我们须要晓得战后的一切建设,全靠着平和的精神,和战争精神根本相左.战争的精神,定然不能用来建设:就可明白战争的效用,仅仅到了破坏,破坏以外,没有关连了.详见WilliamJames的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此书第365~368页谈兵可废之理甚善.
(2)兵是不生产的.这道理原不消说.因为兵不生产,所以和社会是仇敌了.
(3)兵是不负责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机器,还对于谁负责任?
(4)兵是无权利,因而无义务可言的.这道理也不消说.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没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别人,兵和兵的交际.没一样不像小孩子.详见BenardShaw的John Bull?s Other Island.书中有一节名Down With TheSoldier,将兵之恶迹写得淋漓尽致,本文中引用颇多.
(6)兵是以不道德为道德的.罪恶莫大过杀人,杀人却算兵的道德.那种兵式训练,专门消灭人性.其实人性哪能消灭干净,不过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灭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强.一旦爆发,便要奸淫虏掠了.我们只能说奸淫虏掠是兵的天职,不能说是兵的不道德.我们山东向来是多土匪的,但是自从去年解散的"辫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从前了.本来的土匪,原略有点自治性质、责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从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质如此了.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这里发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开辟人类的殖民地,兵却在那里用破坏的手段,替自然界夺回人类的殖民地;我们正在这里努力生产,兵却在那里消费生产;我们*欢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兵*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我们希望人道精神,渐渐发展,兵刻刻发挥着兽性.现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一切恶迹、一切妨碍物,请学问家考究起来,可以说没有一条不是古时武力时代的遗传,没有一条不和武力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此可知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当然要除去哪!
诸位想必有军界的人,听了我这话,切不要发怒.中国的兵,都是*亲爱的同胞,生下来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过?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无可告诉,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专作罪恶.兵对于罪恶不负责任,还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负去.我现在要请大家起个自觉心,脱出这个孽海.诸位想想,诸位岂不是为着没有职业才去当兵吗?这没有职业,岂不是因为兵多了,到处破坏,弄得我们抛家舍业,没法子办,才去当兵吗?难道我们身受的苦痛,还忍送给别人吗?况且我们何尝一定没有职业的?好的没有,坏的总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语捉弄了去.那些用我们的人,忽然用不着我们了,就打发我们走路.到了那时节,我们坐食惯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没事可干了.为他一时的利用,误我们终身的职业,这果值得吗?就是不打发走路,打发我们上阵死去,我们更觉着值得吗?他克扣我们的军饷,十万买个小老婆,二十万赌输了一回,却给我们几块刚够吃饭的钱,教我们死去,也不管为着什么死去,我们值得吗?我们究竟为着什么事要死来?我们为谁死来?俗语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父母生的,就该糊里糊涂死去吗?就该受他这样待遇吗?我告诉诸位罢!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Industrialism).我们想有饭吃,总须做工的,不做工,将来定要天然淘汰,没饭吃的.现在时候到了!起来!起来!起来!把刀化成锄,把枪化成工具,把军衣化成农工衣服,回我们家乡,做生产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识生活的人!
我还要告诉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负罪恶责任的人,说兵是根本没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够以力服人,果然可以达到他的政略,袁世凯早做了中国的皇帝,威廉侯罕者兰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俩现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凯百分之一的人,还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梦呢!这些人若真能觉悟出罪过,去掉他的梦,和我们诚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过,本可饶恕的;他所据的财富,也可不夺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过兵力可以维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来的希望没有达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要上东洋大海里去.兵不仅没有用处,并且有负号的用处.用兵灭人家,到了后来为人灭;用兵得地步,到了后来失地步.古时有个米太国,他的国王要灭邻国波斯,向希腊的神坛求签去.神说,"你可以破坏一个大帝国".他就从了神命,和波斯一战,败了,登时亡国.他总算破坏了一个大帝国,可惜这大帝国是他自己的.这是兵的用处,这是兵从古以来的负号用处.人民的福利,国内物质的发达,那黩武的人纵然不晓得,他自己的福利,总要想想啊!这负号的用处,可怕不可怕哪?
诸位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把兵解散,请他各自回家——这是没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张把兵变成农工,把兵营变成工厂.把破坏的效用变成建设的效用,替没有真职业的人,找得个职业,替精神消耗在无用地方、生活放在无意识地方的人,找个消费精神的正当去处,找个存放生活的正当去处.我们从此变成自由人,变成有公权、有责任的国民,不再当奴隶,不再当炮架子.此后对于个人的希望和幸福,对于公众的希望和幸福,都是无限的.努力作工,对着未来的光明,和将死的黑暗宣战,世界的人,没有不对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这里作积极去兵的议论,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辩护.辩护的道理,不过是说兵在历史上有多样大的势力,兵对于促进古来的文化有多样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样.这话猛然听得,好像也有道理,细想一想,却不值得一驳.拿过往的事迹,作为将来应当继续的保障,是件极傻的事.这种人真忘了进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陈出新了.就是我们勉强承认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们尽可想法把这可取的融化在社会生活里呀!老实说,兵是几千百年前的产物,无论同我们日进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现代经济状况,也是丝毫合弄不来.总觉得它不但是个太野蛮的法子,并且是个太笨的法子.用它达到我们生活幸福的目的,是个不中用的器具.见JaneAddams的Newer Ideals ofPeace,此书主张废兵论.纵然说它在历史上的效用"天花乱坠",也不能作为现在应当有兵的理由.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除非"哲学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认时间(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却也可以想法替代.托尔斯泰主张去兵,所以他极重劳动主义,更且节俭刻苦的很.哲姆士曾经举出"兵之替代品"(Themoral equivalent of war).见James 的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虽不尽一致,到了现在,却多半说是工本主义.我们的劳动,那一件不要刻苦的?我们工作的计划,那一件不要勇敢的?若果说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种,劳动者的生活,何尝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尝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种?生活简单,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专利.在工本主义里头,这种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没法使它不保存.照这看来,兵有一二分可取,我们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义里,此外兵真是废物了.还有一层,奋斗的精神,是同人类永久不灭的;但是兵的奋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来的奋斗,应当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战胜自然界,向自然界开拓殖民地、新领土,不向别人身上开拓殖民地、新领土.同是一种奋斗,兵用来是破坏力,工本主义用来便是建设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为定理了.
现在废兵一个问题,已经离了讨论的时代,到了渐次施行的时代.上回演说会里,胡适之先生讲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谈.所有限制武备,组织国际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决",这次欧战和议之后,总要有几部分实现.古时哲学家的梦想,早已成了预言了.世界废兵的日期近了.
诸君定要想到中国对于这问题,总要另当别论,因为就表面情形而论,中国内忧外患极多,好像离不了兵的.其实考究起来,中国去兵,比别国尤其容易.说中国土匪多,但是中国土匪全是兵变的,没兵就没有土匪了.说中国叛乱多,但是这也是兵激的,称叛的人,也是挟兵力的.若是只有保护公众安宁的警察,把兵一律废去,自然只得诉之公道.这面无从激,那面没法叛了.照这样说来,中国兵不特不能除内忧,并且是一切内忧的根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除了兵就除了内忧的根原了.说到外患,中国尤其用不着兵.难道中国的兵为打外人而设吗?它不曾经打过外人吗?要是中国指望着兵保护,中国地图早变成七色八色了.中国以前的生命,全靠着均势,以后的生命,也要靠着均势.再加上强国对于弱国的同情,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不会旦夕就亡的.有兵没兵,兵多兵少,都是一个样.我们又何苦耗费无量的金钱,造就有害的兵来?别国对于去兵,都有互相牵制的形势.英国有兵,法国不得不有;法国有兵,德国不得不有,要去必须大家一齐去.中国却不受这种牵制.就是他们不去,我们却可以独自去掉它.正因为中国兵队和中国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教育实业,那一样不比兵要紧十万倍?努力办这些,还有点来不及,谁还有闲钱闲工夫去"整军经武"?果然我们昏心,不管别的,专门练兵,练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国一战,到了那时节,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许我们再有兵了,这真是白废工夫的事.我们既然处在去兵的绝好机会,何不登时起来,为天下先?这样一办,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编者注:工业主义.替代Militarism编者注:黩武.——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有这同情,有这敬心,中国的生命,真稳固了.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中国向来不供给世界文明.这回若是独能替世界造个新纪元,为大国作个好榜样.从此中国在历史上占个领袖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誉的事!机会!机会!不可失了!
我们既然知道中国废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当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几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谈谈去兵的道理.总要使得"家喻户晓",成个极有势力的舆论.更要在兵将来的教育和职业上,仔细研究出个有益的办法;全国设警察的手续,仔细研究出个条理.等到有了真国会,真政府,再向他们请愿.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永不听,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这样不愁他不听,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国不当世界去兵的领袖,不愁中国不替世界造个国庆日.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预备罢!
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人性不大充足,因为明知道一件事应当这样做,却只因循苟且,偏不做去.我们若是知道废兵,却不向废兵做去,又要被人说我们人性不充足了.若径自做去,可以把这羞耻一洗而尽了.从此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卷**号)万恶之原(一)读者诸位!请猜我说这万恶之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是什么东西呀?我想大家永不会猜到.既然听见我说出这么凶一个题目来,一定往远的地方想去;却不晓得我所说的,就在目前,是我们一秒钟也离不开的,并且是那些冤人的圣贤,教我们从这里成道正果的.我既然胆敢冒犯众怒,还请大家仔细理会一番,想想还是那些骗人的面具是呀,还是我这直觉的裁判是呀.这么才不辜负我了.
我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受了刺激,才发这样议论.这是我几个月来,读书、明察、思考的结果.我先从反面远远说起.
请问"善"是从何而来?我来答道,"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我们固然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所以可以决然断定道,"个性"里面,一部分包罗着"善","非个性"里面,却没处去寻"善"去.譬如我们心里要杀人放火,居然就杀人放火去.这虽然是大恶,但是我是从自己心志的命令,对于这事完全负责任的;比起有个人拿刀压在我脖子上,逼着我拿钱助赈,还高明些.因为后一件事,根本与我无干;就是算做好事,也不能说是我做的.——照这样说来,"善"是一时一刻离不开"个性"的.
更进一层,必然"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要是根本不许"个性"发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远不会是"善".所以摧残"个性",直不啻把这"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善"是一定跟着"个性"来的,可以破坏个性的*大势力就是万恶之原.
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大势力?
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古时有一般哲学家说,人生下来,本是善的.这句话并不难讲.就人的"含蓄能力"(Potentialities)而论,原有许多善的端绪;要能培养得法,"扩而充之",把那些不善的质素压没了,就可以成个善人.把坏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好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好人;把好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恶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坏人;都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竟有人说:坏事不是个人做的,是社会做的.也有人说:坏事不是为子女的做的,是他父母逼着他做的.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你看西洋有华盛顿,中国没有;西洋有达尔文,中国没有.难道中国不该有这样天才吗?我说,不是没有,是被中国家庭消灭了.华盛顿小时,把他父亲园里的树,砍了几棵.他父亲怒着问他,他就承认是他办的.他父亲便转怒为喜,说道:"诚实是*好的,你能够诚实,所以恕了你的过罢."假使华盛顿和他父亲是中国人,这事就不这样办了:必定可惜这几棵树,把他儿子教训一番;什么诚实不诚实,哪有闲工夫管他.如果他儿子会掉个小鬼,弄个小聪明,他才要喜欢着,说是大了不可限量呢.诸位晓得,小孩子*易受大人感化.他父母一举一动,都与他终身有关系.倘如华盛顿的父母这样一办,华盛顿就不是华盛顿了.可见中国的华盛顿都是教中国做父母的埋没了.达尔文小的时候,送他到学堂里,不肯念功课,每日里跑到河边上,摸蛤蟆,捉螺蚌去.弄得没法办了,送到高等学校学医.他又不肯听讲.说:教员讲得"是不能受的糊涂";一个人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他要是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就不想教育他的方法了.简截说罢,西洋家庭教育儿童,尽多是量材设教的.中国人却只有一条办法——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只把这一个法儿施用,成就他那"戕贼人性"的手段罢了.
中国人是为他儿子的缘故造就他儿子吗?我答道,不是的,他还是为他自己.胡适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个能赚钱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族家更不消说.这么一来,让他丝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尽方法,赚钱养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从别人;去连累的他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戴上手铐脚镣一般.我模糊记得王而农《读通鉴论》上有一节:论到谢朏做了好几朝卿相,都因为他的子弟,逼迫他这样.陶渊明自伤五个儿子,不好纸笔:若果五个儿子好纸笔了,老头儿或者不能自洁了.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逼着求衣求食,弄得独立的事业,都流到爪哇国去.——《大学》上说,"修身然后齐家".在古时宗法社会,或者这样.若到现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齐家.齐家的人,必不能修身.修身必要"率性",齐家必要"枉己",两件是根本不相容的.还有孟子说:"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古时的人,或者这样好法;现在却应当反过来说,"人若不求富贵利达,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量数英雄埋没了.
现实政治这两条不过是*大的恶迹,其余若妾的怪现状,姑媳的怪现状,妯娌的怪现状——更不消说.一句话说出来罢,总使得心神不能清白,能力无从发泄,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好把路得的话,换几个字,去形容它,"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
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请问整天齐家去,还能做什么事?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
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
我再说句话完结了罢,奉劝没有掉在网里的人,复理会得独身主义是*高尚、*自由的生活,是*大事业的根本.
还有一种东西,也可算得"万恶之原",和中国的家庭,不相上下的.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民国七年十一月四日孟真附白:
本号中《万恶之原》一文,系前月所作.近见实社《自由录》第二集,亦载一文,名《万恶之原》.所论者亦为家庭.原应另改一题,无如牵动本文,印刷者势不愿拆已成之版.兹特于校对时,加此附白,乞读者体谅.又此两文名同质似,而主张大异.恐读者误以为相蒙,特声明其差别:
一、彼泛指家庭,吾则专就腐败之中国家庭立论,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认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现日可以根本废除.
二、吾所谓独身主义,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为特殊事业之张本,不敢望尽人如是;彼则谓世上不应有婚姻.
三、吾所谓独身主义,乃极纯洁之生活,非如英后伊丽莎白之独身;彼既以不婚责之尽人,自不能与我同旨.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卷**号)心气薄弱之中国人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作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发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
(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中国文艺界之病根中国美术与文学,*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中国自制乐器,若琴、瑟之类,所谱者皆所谓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属,远与人事不相及.绘画中山水*多*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
泛而论之,凡寄托于文学、美术中之感情:**,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在于中国,皆反此道.美育一端,竟为士人所专,不取普及.唯不取乎普及,故文学、美术之价值,因之减削.绘画则不能作人物(宋元以来之人物画,非特无寄托之旨,并人之形式,画不周全,劣陋极矣),音乐则不能宜人情(琴瑟之曲,绝远人事;琵琶颇宜人情,正以其来自外国也),文学则小说、戏剧*不发达.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则,唯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耳.英诗人Blake有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en and mountains meet,Nothing is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此为当时英国风气言之.如在中国唯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社会——群众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把矿物做比喻,西洋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
先把政治上的社会做个例:一个官署,全是"乌合之众"所做的事,不过是"照例"的办法,纸篇上的文章,何尝有活动力?何尝有组织?不过是无机体罢咧!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又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看起中国农民,全没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们止有群众生活.
现实政治说到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每天下课的时候,课堂上休息的时候和吃过晚饭以后,总是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用来"遣时".若是把这废弃的光阴,移在自动的组织上,岂不大好?然而总是不肯的.所以这样的生活,只可算做在群众里边,做散沙的一分子.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
还有一层,"社会上之秩序"和"社会内之秩序",很有分别.前者谓社会表面上的安宁,后者谓社会组织上的系统.二名虽差在一个虚字,却不可把两种秩序混为一谈呢.一切社会表面的秩序,除非当政府昏乱——像一年以来,某派的穷兵黩武——是不容易破坏了的.所以袁世凯当国时代,处处都是死气,大家却还说他能保持社会的秩序.但是这表面上的秩序,尚是第二层紧要,比不上社会内的秩序关系重大.
现在中国社会内部里的秩序,实在是七岔八乱.一个人今天做买卖,明天做起官来了;去年当工程师,今年当政客了.任凭什么职业,谁都干得来,谁都干不来.给他干就干得来,不给他干就干不来.这是社会组织的系统缺乏秩序的一端.又如在一种职业以内,譬如在一衙门当差,若是靠着辛辛勤勤,做按部就班的事情,就不免"冯公白首,屈于郎署".若是不注重自己应办的事,去干些蝇营狗苟,一定能够躁进.又譬如在一家店铺内,稳稳当当的做事,隔几个月加一回薪水的事,是不容易有的.全不给人一个向上的机会,那些长久守着,只好今天改这行,明天改那行,弄得社会就七岔八乱了.这又是不照秩序的一端.这样事随处可见,也不必多举.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内部,不是有条理的:易词言之,是大半不就轨道的.生出的恶果,也无可数.其*显著、其*祸害的:**,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社会的信条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这些信条,说它没用,它竟一文不值;说它有用,它竟有自然律的力量.
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这些信条,是从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力量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我们因为今昔时代不同,这些信条不应时,发出许多破坏他的说话,就有许多人很不以为然的.四月间有个朋友和我辩说——社会上总要有若干信条,大家遵守,才能维持秩序,发展公众的福利.要是你也从自由的思想,他也从个人的判断,大家东跑西跑,没有标准的是非,岂不要闹翻了吗?
我回答这说话道,为保持社会上秩序起见,当然须赖公共的信条.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它的性质,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从的.我且分析说个大概:
(1)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的规律,只可说是梏桎,不能拿它当做信条.所以信条的是非,总当以合于人情,或不合人情为断.我们若是服从不合人情的信条,必定变做戏法的"奇人"了——那些造这信条的人,对于服从信条的人,所有的"功德",就和玩戏法的,对于他的"奇人"一样.
(2)这种信条,总要有意识,总要对于社会或个人有利益.信条的用项,全是为增进社会的幸福起见.若并无利益,或者有害,反来遵守它,也算无灵性了.
(3)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
照这看来,信条一类物,须是应社会上所需要,出于自然,具有意识.若果遵守矫揉造作、不合时宜的信条,就有入地狱的苦痛.现在我举个例.我曾在一本笔记上,见过一种福建的特俗,大概说:
延平一带地方,未婚妇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寻死,这种风气李氏*盛.李氏是那里巨族,曾经出了个所谓名臣名儒的李光地.这位名臣名儒,立了条家法,凡是未婚女子,死了丈夫,须要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她死,好求旌典.照这家法行了下来,就有不愿死的,家中父母无可奈何,把她绞死,然后请旌.因而李氏一家,受旌*多.乡人见了,羡慕的了不得;一齐学它,就成了风俗.
作笔记的人,把事实写完,便大大赞美一番.看官!这样信条,地狱有它惨酷吗?可是一般社会上人反说是"名教攸关"哩!
诸位切莫疑我举了个极端的例.我不过说个显而易见的,来做证据.那些外面看不出可恶,骨子里却害人到底的信条,正是多着呢!
剪话截说,我们总要做人,不要做"戕贼杞柳而成的桮棬";总要从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
以上四条系去年六月中所作笔记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破坏
几个月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这总算难能可贵的,也是可以乐观的.
我今天在一家上海报纸上,看见一条短评说:
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
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
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它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它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
这话猛然看见,好像也有道理,仔细一想,竟是不能自圆其说.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若是中国并没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那么只用介绍新的就完了,不必对于旧的打击了.只是中国本来有一种道德、思想、文艺,大家对它信服的很,以为神圣似的.如果不发现了它的不是,不能坠大家对它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还用什么方法引新的进来?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像这家报纸的议论,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现实政治但是我们新潮的主张,并不是仅仅破坏就可了事.我们对于破坏有几层意见:
(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
(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
(3)发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现在思想沉沦的人,到处皆是,固然可恶的很,可也一半是社会造就出的:他们不便自负责任.我们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它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还能化得甚人?须知立异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异为高.现在中国的思想文艺界,实在可怜了.总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脱一个是一个哪!
这一面是这样讲,也还有不得不菲薄别人的时候,我们断断乎不可从乡愿态度.我在本志的发刊词上,已经说过了.
民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自知与终身之事业希腊七贤中有云,"汝其自知".此语自解释上言之,颇多义蕴.姑取一端而论,则谓人宜有自知之明也.自知之人,度己之材,恰充其量,无过无不及.不完全者,人之性则然;盈于此者,恒绌于彼.人每有一节之长,而众节无不长者,则殊未有.审己之短,忘己之长,因而自馁者非是.忘己之短,从己之长,因而躬自尊大者,尤为非是.必自知周详,避短就长,然后一生事业,有所托命.否则己之不知,而况于人,而况于物,而况以己身遇事理之至赜乎.
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材,择一适宜之终身之职业.盖终身之事业,必缘终身之职业以生.凡学与术,皆以习久而精.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论.故荀卿云,"好稼者众矣,而稷独传者一也……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然世人恒不肯择一职业,终身守之,则亦有故.一为虚荣心所迫,二为侈养心所驱,社会上待遇各项职业,恒有荣卑之差.人不能无动于中,乃舍其素业,以就其向所不习."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乃姑舍己以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是之谓虚荣心.职业无尊卑,而所入有差别.所入多者,可以应欲愿之求;举凡衣食寝处,不妨肆意为之.人见而羡之,以为己之所入,不能若人,则姑舍己以从彼;侈养于四体,而薄养于心性.是之谓侈养心.凡此二者,欲解其惑,则亦有说.知职业原属平等,虚荣心斯不足扰,知奉养之俭侈,与心神之局泰无与,侈养心斯无从生.各类职业,原无贵贱之别.苟非不正当之职业,未有不为社会所需要者.惟其皆为社会所需要,自无从判别其尊卑小大.社会上尊卑之见者,妄也.所入厚者,所需愈多,所累愈重,因之心境常不得安.故欲厚其养,惟有减其心神之安宁.心安则养薄,养厚则心促.以心境与奉养之度相乘,任在何人,其积每为一致.于此可知力求侈养者,"狙之朝四暮三"也.
《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人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期第二卷)一段疯话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受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经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袴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的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颠.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特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杀"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直报怨",还要大声疾呼的说,"疯狗,打死他".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像——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的引我向正路去.这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子"了!
疯子以外,*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神情心景,不是我这笨思想说得出的.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民国八年三月十日
(原载1919年4月1日《新潮》**卷第四号)随感录(四则)一
现在骂我们的人真是多极了,有几个人和几家报纸竟似以骂我们为职业样的.在这些话头里实在很难找出几条可以纠正我们的.不是"人首畜鸣"的形容词、"祖龙一炬"的愿欲词,就是混混沌沌的非难词,*了不得的还是些逻辑上有点欠通的话.其实我们何尝算什么了不得的呢,然而竟碰不到一个可以使我们戒惧的敌人,真是我们的不幸了.说到这里,不由得心灰意淡,胸膛上像用冰冰过一般:跟看这死气沉沉的中国,由灰色变成黑色.
起先我对于骂我们的话还要看看,后来觉得时间来不及,竟不看了.但是这些话头里也有一条很可注意的,就是"你们并不配创造新文学"!
配不配之间,你要讲究,"新文学"三个大字也不是可以囫囵吞枣的,若是这样的一呵之后,接着说道:"你们可再也不要开口了!"像东京的一个留学生远远的寄一贴膏药给我——我们却不敢领教.新文学固不是可以随便做到的,然而做新文学的个前驱,的个萌芽,的个雏形,未见就是不可能:日月之光固不配,日月未出以前的烟火之光,未见就是不配.中国人的老脾气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对于因循的人,总给几个开心丸吃;若有不安于因循的,大家就要逼着他立时给人十全的成就看看;立时拿不出来,便被人家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连声地说"不兴不兴"!社会上的烦恶新机,真"如农夫之务去草","绝其根本,勿使能殖"!
但是话虽如此,我们还要承认我们不是天才.惟其承认不是天才,更要努力,看这人造才比天才究竟差得怎样.
天才真不易遇到,有时一生之中,看不出谁是天才.这不是说没有天才,是说天才不容易看出来.任凭甚么时候,都有若干了不得的人物.天才决不会稳稳地停在社会中间,不是社会把他挤到顶上去,就是社会把他压到紧紧底下来.挤到顶上让他发泄的时候,万不得一;通常总是把个两三丈高的石碑放在他背上,让他脊椎横断,七窍流血,到死不得翻身.从来社会待天才是这样的,所以历史上的色彩老是不鲜明.我们幸而不是天才,还不受这样的待遇,还许我们喘气.趁这喘气的时光,留心天才挤他到顶上去.他有成就,也和我自己一样,反正是人类的成就.至于对于一般的人,大可有什么、用什么,很不必客气,因为客气*对不住人.一句话说,我们的行径要"见善若惊,疾恶如仇".
惊的结果必至于给自己添无数苦恼,仇的结果更要吃无数的亏了.然而人生不过百年,吃亏不过一死:盖棺是大家不免的,盖棺以后,还有甚么赚便宜吃亏呢?个人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只要把这一级的职分尽了,那普遍的价值永不消灭.
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一旦魔鬼反手,把我们打死,全算该当就是了.
二
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二是利狂;三是名狂.
色狂的人满脑袋里装着许多生殖器,他的神昏气殆不消说了;利狂的人被一个大钱的孔套在脖子上,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可怜也不消说了.社会对这些还不百般的恭维,就是暗地里崇拜,还不见得明目张胆的恭维去.独有名狂一项,大家以为是*好的:得名狂病的人,终是求名得名,如愿以偿.大家看到有这类的妙用,就要群起效法了.他们骨子里面还不是爱名,以为名中自有黄金屋!名中自有千钟粟!名中自有颜如玉!人的事业和学问,全仗着清明的心境,冷透的眼力,安静的态度.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从不好的方面想来,好像有几分道士气,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理存在.必定心神守得住,才真能有心得呀!
社会中制造各样人形颠倒,各个人物的权威就是名.名是一种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钱也不值了.
社会待人分两等:一等冷,一等热.冷到极处,像水一般,可不能加了.被水的人虽难过,还能勉强忍得.热到极处,"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的热"——这是社会上的常态——可就断难忍住了,还不若一刀杀断的刑罚好受.名的实效是一把红烙铁!——大家认清楚者.
也有好名而无害的人.陶潜好名心重达于极点,却也有超于无数人的成就:因为他求没有名的名,不求生前的名.
必不得已而好名,还是求身后之名.
三
屈平是中国**个文人,不特就时代而论他*早,就是就价值而论他也*高.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文人的感情,文人的意念,必当如此.
从他以后,文人的出产累累不绝了.其中自然也有几个真可崇敬的,但是下流不堪的占百分的九十九.问他何以下流呢?我答道,为他专门发挥肉欲的缘故.他们不特自己崇拜肉欲,并且把一切肉欲都说得神圣了,引诱无数的人赴狗男女的大壑.譬如狎妓,是人格所不许的,偏偏古今的文人都以为韵事;引诱良家妇人更发生法律问题,文人却深深乐道,毫不以为是自己的耻辱.至于热衷的心理,乖戾的气象,一般文人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文人.譬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个"乌托邦"就真不堪了,都是些饮食、男女、宫室、车马的愿欲充满到极处的话,没有丝毫理性上的了解.程老大说文人"玩物丧志",其实比"玩物丧志"罪加十等.因为一般文人脑袋里所盛满的都是些酒食、生殖器、皇帝老爷.文人做到手,"人"可就掉了.
文人所*要做的是大官,平日总在那里梦想"相国风流"."相国"还不威武,又在那里梦想"将军气概".我曾在唐人律诗里找出四句可以表现文人的中枢意念的:两句是杜甫的"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两句是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这四句是文人心理上的"入相出将"——失意的入相,得意的出将.有的人竟是以将相自负,有的人不过口里随便说说,以为不这样不足以为文士;谈说惯了,就不免一阵一阵发昏,忘了天高地厚皇帝远,自己是一副甚样嘴脸.胡闹像杜甫,也在那里以皋陶、契稷自负,老着脸儿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出将入相"的戏台不过在心上过来过去,毕竟还是"功名从此负心初",一生做人的清客.清客是一方"便辟、善柔、便佞",无所不至;一方又露出傲骨嶙嶙的像道来.这样热衷还不到家,竟有李商隐一流人,老实着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只为当年赋洛神".充满这句的意思,直是吴起的杀妻主义了.
名士是文人的别号,我们现在可以说名士是文人的**位.做名士的不可不发挥肉欲,肉欲里的**条是男女.所以要做名士的人**步是想像出一个对手的美人,好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初是造想像的美人,后来更进一属,性格(Sex)顿变,居然在文字上给自己擦脂抹粉起来,俨然是一位美人了.美人是文人的第二位.然而宋玉、潘岳一流的人毕竟太少.左思、罗隐一流人占大多数,用上吃奶的力气弄脂粉,毕竟不像,其结果字里行间不见美人,但见"龙阳才子"的气象.龙阳是文人的第三位.合起名士、美人、龙阳三件事务来,就成了文人的三位一体.这不是我好骂人,请看古今的文人以妓女自况的有多少,现在更有几位三四等的文人,居然以像姑比喻自己的身世.文人的成就真算圆满了,所恨者"幸而为男,差无床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四
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头脑不清楚,可怜"!
我对于这"头脑不清楚"一句话有个很好的比喻.譬如一位俄国的文学家,相貌很怪的,思想很不经常的,说话很奇的,旅行到世界*多妓女的意大利一个城里,被一个妓女看到了,他的话又被这妓女听了.这妓女很以为怪,连着说,"头脑不清楚,可怜"!这现象是当然.人和人的心境不同,断不能都相了解.
我平素常想,若是有人骂我,必须回答时,*要紧的是要把骂我的话看清楚了,懂透彻了.然后就他的本源之地驳去.若是丢开本题,专弄几句不相干的话回敬,既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更糟蹋了自己的纸墨.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一号)、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上海的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一般的"洋场少年"——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副鸽子英文,买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账;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驼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老实说,上海一块地的空气真是该经洪水的了.有见解的人自然要造几个独木舟——越多越好——若是大家终不觉得,必欲翻车而后快,也只好由他.人各有所好,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觉悟后再说,那时说了才有益(上个星期他这"泼克"上还印着一个什么娘的"玉照").
有位好事的医生,看到有那种症候的人,就要注射六零六.偏有一般有那种症候的人不以为苦,觉得一旦而成疮,"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位医生的好事,直不啻剥夺了他的人权,削去了他的自由.那一般的什么家抱着他那样的画儿文儿,未尝不以为"艳如桃花,美如乳酪",早经登峰造极了,还有什么叫作进步.所以"这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是多事.
这位所谓美术家又谈什么偶像.泛说起来,任凭天地间什么事务,都像偶像,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某甲破坏了一种偶像,而他自己所树立的、用来破坏某种偶像的,过了些年,又成偶像.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他自己所据的永远不会成偶像.反过来说,天地间的进化,全靠新偶像代替旧偶像,绝不是惟一真理代替偶像,因为惟一真理不是人——或者当说现在的人——所能晓得的.觉得别人的是偶像,所以要去破坏,觉得自己的或者也不免是偶像,所以一旦发明了一个更新的——就是较好的——便可把旧有的弃掉,不必牢牢守着.若是说,某某道理于人生有害,使人类不能进化,就是偶像,就当破坏,然而别人也不妨说人生进化都像偶像,甚而至于摆脱世界上一切拘束——一切偶像——去求真生、永生,而真生、永生更是两个大偶像.基督教劝人不要拜偶像,而尼采说,基督教就是偶像.尼采是位极端破坏偶像家,而尼采式的超人也不免是一种偶像.中国的老子极端破坏偶像,而他的"绝学无忧"还不免是偶像.做人到了出世,发议论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任凭翻上十万八千筋斗,终打不出"世界大偶像"的范围.
但是,虽然古今中外都不免像偶像,然而我们在一堆分不清楚的偶像和非偶像中,也有法子选择.这法子就是认明白时代的关系.但凡适于当时的、对于当时*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的,都认以为非偶像,反是,都认以为偶像.若是,问为什么要顾"人类"和"利益"呢?难道"人类"、"利益"不也是偶像吗?我却无从回答,只好说我的直觉这样,并且我觉得别人的直觉也是这样.一人乐不如大家乐,死了不如活着.既然认清时代了,我们应当晓得我们不是三皇五帝时候的人,又不是一百零一世纪时候的人.由前一说,我们不必保护三皇五帝时代的"非偶像",由后一说,我们也不必相信自己的道理到了一百零一世纪还不成偶像.这只有比较的差别,人世上没有绝对的道理、"天经地义".孔丘当年把神的知识转成历史的知识,我们若是和孔丘同时,定要崇拜他,上他个偶像破坏家的高号;但是到现在,孔丘又是偶像了.孔丘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尼采说,"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果真成偶像,成的很快,尼采死而有灵,必是不怒而喜.孔丘若有"在天之灵",看见现在许多人说他是偶像,也必然不怒而喜.这样,才见人的人性.而人类的进化,全仗这偶像的新陈代谢.五通神到了现在是偶像,若倒退上五千年,便是当然,不可说是偶像.Apollo编者注:阿波罗,主管音乐、诗歌、预言书、光明、春春等的太阳神,被描绘为美男子的典型.诚然也是个偶像.但是从这偶像生出希腊人自由尚美的精神,到了现在,这精神在人世上还正发扬.我们就不妨用这偶像打破专门制造生殖器崇拜的五通.更清楚着说,我们拿人道的偶像,打礼教的偶像,是应该的.
但是这位用崇拜外国偶像一句打人的美术家,却是很好的一位偶像保护家.他用外国偶像四字把别人破坏中国旧偶像的事件扫过,便成就了他的保护中国旧偶像——如汉字、旧文艺等等的作用.中国人*会把舶来的事务想出个新用法.偶像一个名词到中国,就成了保护偶像的器具!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卷第五号)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