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看中国

前言
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和关键性问题
受访人——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Perkins）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国际发展研究会会员，曾担任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改革的咨询顾问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如果你出生在城市地区，你就拥有各种特权，并且在就业、养老、医疗保健等各方面都享有更优待遇；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地区，基本上一切都得自力更生了；如果你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地区，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
——一个覆盖所有国民的良好的医疗卫生系统*终将使整个中国受益。迄今为止，中国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艾滋病和妓女等问题看起来还不太严重，至少尚未导致重大问题我跟温家宝总理也说过这事，他本人已采取了许多措施迎战艾滋病，包括亲自去医院探望艾滋病人等举措。我觉得这些高层领导已经非常努力地试图改变现状了，但要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难度是很大的。
——回到贫富差距的话题上，要点是你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帮助*贫困的人脱贫，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你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对高端人群略施影响，然而即使在美国，理论上我们有累进税制，但在实践中它所能实现的再分配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税法漏洞逃税。高端人群纳的税往往并不比中产阶级高。
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
受访人——沃伦·麦克法兰（F.warren McFarlan）
曾任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及亚太地区总经理，现为阿尔伯特·戈登工商管理教授
——洁净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对中国的下一代非常重要，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步是要决定中国应该允许交通业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何种方式发展。中国人民需要汽车，但是现有的汽车非常消耗石油资源，而且污染空气。中国需要新型的交通工具，一种介于自行车和现在的汽油驱动车辆之间的交通工具。
——一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增加其产业的附加值。中国经济*大的梦魇将是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中国进步的关键在于进行产业链升级，使用更多的信息技术，创造更多有高附加值的服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中国已经对网络和信息技术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但是中国以后还应该继续进行投资，直到能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带来的好处。
——如何能够为新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帮助原有产业的工人接受培训并融入新的产业。问题是年纪大的工人在适应新产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麻烦。往往是只有年轻的一代能够比较容易地适应新技术。中国需要担心的就是社会的平衡问题。
克服衰退，实现经济再平衡
受访人——彼得·鲍泰利（Pieter BotteIie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客座演讲人，前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中国研究系客座教授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国。同时，一定要记住中国社会仍然并不富裕，仍然要面对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挑战。中国仍然必须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同时要兼顾全球的利益。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大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先决条件。你不能想象一个资本市场都不完善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路人，当然也不要指望存在个没有任何风险的汇率制度。
——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接近9亿人，比印度多50％，几乎是美国的3倍。中国必须作出正确的城市发展、交通运输和能源长期规划。数量有限的拥有高能源效率的建筑和公共交通系统的超大规模城市，加上中小规模城市网络，可能是中国日渐严峻的空间、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答案。教育、医疗的机会平等和向农村移民与城市贫民提供足够的低成本住房，将是维持经济竞争力、社会稳定、公共健康、犯罪控制和人力资源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仍然很少的人均收入使得这些挑战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鉴。
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幻象
受访人——盖保德（AIbert KeIdeI）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为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资深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办公室副主任，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强大的内需力量将推动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高能耗、污染、城乡差距、腐败，甚至缓慢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都不会阻碍中国在2035年成为全球**大经济体，并在贸易和投资上接过美国的领导棒。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中国都将成为全球*大的经济体。北京将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的政治中心；上海将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这将是2035年的全球经济版图。
——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国内相关机构，并经过测试对其能力有清楚的把握之后，才能放开让它充分发挥自身功能，赋予其运作大规模经济系统的重任，所以，这一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开放速度慢一些，对科技、管理技术以及操作经验都有巨大帮助；反之，如果开放过快，可能会严重破坏中国的过渡性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中国金融改革政策的正确性，这毋庸置疑。
——中国应该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治理方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需要全世界一起合作来找出*佳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我们需要的是应用科学的方法解答我们在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中国因素
受访人——理查德-库珀（Richard N.C00per）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世界著名国际经济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师、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耶鲁大学教务长等职务
——人们有了高收入就更愿意消费，消费提高就会增加对产品的需求，从而推动技术革新。从短期来看，世界经济的两大内在推动力分别是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不是指推动出口的投资，而是指中国国内房地产建筑业的投资。
——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影响是降低进口货物价格，间接影响是减轻经常项目盈余导致的流动性问题，同时允许更多资本外流，也有助于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给中国开的药方是加快货币的升值和放松资本的外流，都有利于减轻通货膨胀问题。
——偶尔发生危机，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不应过度谨慎，不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以管得越来越多来避免金融危机，而是要控制危机，实现危机损害*小化。借助危机，改善金融管理和监管体制。中文“危机”一词由“危险 ”的“危”和“机遇”的“机”构成，我喜欢这个中文词。危机包含危险，但是也创造机遇。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该准备好抓住机遇，降低损失，继续前行。
效率与公平：中国的渐进式变革
受访人——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但取得了连续30年GDP年均9.8％的增长率，而且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政治风波。应该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我想这与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和策略有关。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表明，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与制度体系；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未必能取得成功；与其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如客观分析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此基础上量体裁衣，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政策与制度。
——尽管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但改革开放仍然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没有的新的机会。他们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农奴”。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化改革把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差，而只可能更好。
转型时期的中国金融
受访人——欧维伦（william H.OVerholt）
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同时也是咨询公司Asiastat，LLc的董事曾是兰德公司加州总部的亚洲政策研究主任研究员、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0年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和低效率曾经对经济构成了很大的胁。而现今，刘明康等人领导的伟大的变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正如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中国的股票市场改革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改革的步子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比起来并不慢。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只对国有企业开放。但是中国经济中增长*快的并不是国有企业。如果私营企业也能被鼓励上市的话，中国本来已经很快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更快，而改革带来的红利也能更好、更广泛地得到再分配。
——对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而言，经济进步会改变社会，而社会的改变也会改变政治。西方（可能也包括日本）的问题是人们会把整个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事实要复杂很多。
金融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受访人——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Frankel）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哈珀尔资本形成与增长教授，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
——中国应该做的，公平地讲，也是中国已经开始做的，是扩大内需，将经济结构调整转向那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领域，如医疗、教育和环境，更加全面地扩大社会保障，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10年或20年内，人民币很有可能像英镑或瑞士法郎那样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
中国和印度：企业家的角色与作用
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的环境问题
全球健康与中国的医疗卫生
中国医疗卫生的改革与发展
口腔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期待
谁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全球化朝代，什么是中国的价值
附录一 本卷采访人、合作者简介
附录二 三十年河西 哈佛看中国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