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修辞学

《现代修辞学（2010年修订版）》：　　《修辞学》的第三卷主要论证了语言风格的重要性。他对风格的论述已经涉及语境问题。他分析了青年、壮年、老人、贵族、当权者的不同性格，阐明了对不同人演讲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以及语言风格。在这一卷中，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清楚自己要选用的词语。第二，语言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要会使用修辞格，特别是隐喻。他认为，隐喻能够使语言风格显得明白、动人、别有情致。第三，语言风格必须适应具体的演讲环境，特别是不同的受话人。另外，亚里斯多德还讲了语体对风格的要求。他认为，政治演说如同淡远的风景画，在听众多的情况下，过分细致、精美是不必要的；法庭论辩要简明、精确、完美；典礼演说则要文饰词藻，以便供人诵读。他认为，风格贵在自然，自然就能引人入胜，矫揉造作就适得其反。由于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比较实用，所以在当时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被作为修辞术课本。《修辞学》把修辞学习推向了一个高潮。　　后来，一些修辞学家对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内容进行了调整，除对一般修辞的研究外，还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了文章的布局安排和语体风格，使修辞学更实用于写作，特别是文学评论。这样，修辞学便从研究演讲术、雄辩术发展为研究修饰文辞的学问，即“修文”学。　　从我国修辞学的产生来看，我国*早的修辞也是源于演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国侨以修辞扦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意思是说，到了春秋的大夫，在聘问和集会时，就运用修辞，修辞像美玉的宝库，光彩照辉，像锦绣的店铺。子产善于修辞，子太叔风姿秀美而有文采，公孙挥善于辞令，都是以文采著名的。　　可见，我国古代的修辞，不仅包括演说，而且还包括了外交辞令和游说等。①　　但是，后来的修辞研究者，有的热衷于对修辞格的分析，使发展的修辞学出现了衰败冷落的景象。从整个修辞学来看，修辞学的衰败时期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初。其主要原因是缩小了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把修辞缩小在对词语的修饰的框套里。这一时期，虽然出版了不少修辞学专著，但大体上不外乎三类：即坚持古典修辞学的模式的传统学派，只讲遣词造句和语体风格、而把布局谋篇归入逻辑的法国的拉姆斯学派以及主要兴趣在于辞格命名和分类的辞格学派，其中影响*大的是辞格学派。所谓的辞格学派实际上是拉姆斯理论指导下专心致志于辞格分类、命名、辨析的形式主义学派。他试图用结构的形式对辞格进行静态的分析和描述，而忽视了辞格使用的灵活性以及修辞产生的内在原因和交际功能。　　当然，辞格学派起初在扩展和充实辞格这个特定的表达方式上是有贡献的，因为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只写了比喻、夸张、映衬等十几个辞格。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则对各类辞格分得太细，非辞格作为辞格命名的也比较多，这就适得其反了。1557年出版的亨利·皮谦的《辩才之园》就列了184种辞格，1589年出版的乔治·普吞汉的《英诗艺术》也列了107种辞格。书中讲的一些辞格，有的辞格之间互相交叉，或者互为包容，辞格的分析很乱，严重脱离了写作和讲话的实际，而导致修辞学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