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缘(八品)

异乡记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台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 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短期间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须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仿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