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八品)

导　读
梦想的幻灭：欧洲的大一统悲剧
任剑涛
一个政治学者居然冒险对一本谈论欧元/ 欧洲危机的书品头论足，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正如主流经济学家常常被市场向好所激励，从而作出种种注定破产的大胆预言；政治学者也会被真假莫辨的言辞鼓励，而去做一些犯险的事情。这篇导读，就是一番言辞激励下的产物。
阿绍卡·莫迪的《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是一部专门描述和分析“欧元”起伏跌宕历程的著作。汉译本的书名对原著有所改变（原书名的直译是《欧元悲剧：一部九幕剧》），但译者的书名绝不是误译，反而是体会了作者深意后给出的译名：作者确实是想通过欧元悲剧来揭示欧洲悲剧。
在很大程度上，欧元悲剧，其实是欧洲悲剧的一个缩影。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在“欧元悲剧”中表现出来的“欧
洲悲剧”，只有在“融合经济、政治与历史”的多重维度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据此，政治学者便有了涉论欧元/ 欧洲危机的理由。
欧元悲剧，是欧洲大一统梦想幻灭的悲剧。众所周知，欧元，既不是欧洲联盟的起点，也不是欧洲联盟的终点，它仅仅是欧元区促进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种工具。何以“欧元悲剧”会成为“欧洲悲剧”的看点呢？原因很简单，欧元的诞生虽然在欧洲联盟中是比较晚起的事件，但确实是一个撬动欧洲联盟从观念走向现实的重要杠杆：承前，它将欧洲朦胧的联盟机制清晰化了；启后，它把“欧罗巴合众国”的蓝图展现给世人。因此，欧元确实是审视欧洲当代走向的一个标尺，是欧洲提供给现代世界以跨国秩序的一个先行先试范本。
自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定以来，民族国家便成为国际社会行动的基本政治单位。这一现代国家形态，以对内保护和对外御敌的双重功能，设定了它的内外边界，从而让人类社会**次在合法自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现代政治国家。随着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日益固化，由此形成了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壁垒。这固然对维护国内范围内的秩序发挥了正面作用，但对国家寻求更为健全、协调和长期的发展是明显不利的。为此，开创民族国家时代的欧洲，以欧元机制的建立，再一次确立起跨国合作或超国家建制的典范——欧元的诞生，正是作为跨国建制的欧盟的一个象征而浮现出来的。
曾经，欧盟让人心怀极高的期盼。欧元也被视为以跨国统一货币促进经济贸易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大范围、长时期繁荣且有效促进和平的楷模。但在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欧元区国家的表现，让人们对之的期盼一落千丈。强大欧洲变成了欧洲病人。何以欧盟会跌进金融/经济危机的陷阱，丧失全球发展引路人的光彩，且成为人们眼中的悲剧主角呢？这是人们希望得到可靠答案的一大悬疑之问。
阿绍卡·莫迪的《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一书具有针对欧元/ 欧洲危机的解惑作用。莫迪不仅掌握了欧元/ 欧洲危机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本人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这使作者对欧元/ 欧洲危机有切近的观察、精到的思考与专业的分析。书的写作，不仅像庖丁解牛一般，对欧元/ 欧洲危机解剖得丝丝入
扣、游刃有余；而且写得颇为艺术，全书依循时间顺序以“九幕剧”形式，将欧元/ 欧洲危机的全景展现在人们面前。
欧元/ 欧洲危机的“九幕剧”，值得一幕一幕闪回。前四幕上演的是欧元区建构剧，中间四幕上演的则是危机中欧元区的大悲剧，*后一幕展现的是危机后欧元区的分崩离析状态。从**幕到第四幕，莫迪描述了欧洲联盟建构的总体进程。首幕剧是欧元落地前上演的欧洲联盟尝试。莫迪称之为“黑暗中的三次跃进”：一是1950 年法国外长舒曼倡
议的煤钢联盟，德国总统阿登纳为了在战后重回欧洲怀抱，接受了这一倡议。随之成立让·莫内领导，法、德、意、比、卢、荷六国参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二是1957 年的《罗马条约》，催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贸易联合体的建构，促进了欧洲的自信，迎来了十年的“欧洲春天”。三是1969 年，法国倡导欧洲货币联盟，以期制衡德国并与之平起平坐。
“黑暗中的三次跃进”为欧洲战后秩序整合提供了方案，方案的指向是欧洲的大联合。其间蕴藏了彻底杜绝战争、全力维护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实现欧洲繁荣的梦想。梦想引人前行，为战后欧洲带来希望。但主导欧洲大陆的法、德两大国家，却自始就很难同心同德、一致行动去推动梦想实现。喜好统制经济的法国以其战后更高的政治地位，扼制了偏好市场经济的德国诉求，因此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主导者。加之德国的战争阴影挥之不去，法国很好地利用这一点驾驭德法关系，进而驾驭欧洲联盟建构的进程与取向。在这种既推进欧盟，又谋求国家利益的微妙磨合中，欧洲货币联盟从倡导到实施，终成欧洲联盟机制应声落地的象征。货币联盟的运作宗旨，自斯就妥妥地落在了“稳定”二字上。这是联盟不曾变动的宗旨所在，以至于被莫迪称为欧元区的意识形态、泛欧主义的价值、集体盲思。
从1980 年代到21 世纪初期的几年，是欧元区成功建立起来并开动机制的时期。1982 年至1998 年德国“统一总理”科尔主导的第二幕剧，让人们看到了“用共通的欧洲价值约束民族主义”的欧洲联盟的扩展过程。科尔是一个志在“让欧洲统一”的领导人，他不但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推动了欧洲单一货币进程，而且对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抱有极高的热情。在科尔为了德国统一展开的内政外交博弈中，他认定，“德国统一和建立欧罗巴合众国就是明天的现实”。
1991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签订，在法国认定自己的财政赤字不会超过3% 的前提条件下，为签约国确定了财政赤字上限。这个数字后来成为欧元区财政紧缩的紧箍咒。预算赤字规则和欧洲中央银行保持价格稳定的职责，就此以“稳定”二字塑造了“欧洲话语体系中核心的意识形态”。“一小群欧洲国家领导人决定了”欧洲建立“不完整货币联盟”：如果一个国家遭遇到生死攸关的情况，它不会马上得到救助，而必须首先致力于自救与复原。这个条约确实“让往日宿敌之间的战争不再可能”，并有望释放出刺激盟国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动能”。不过，它对固定汇率十分固执的坚持，却对欧元区国家发挥了大不相同的作用。
欧元区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千方百计保证“稳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对欧洲联盟所发挥的推进作用并不尽如人意。欧洲央行糟糕的货币政策，使其常常“把活动扳手扔进经济机器中”。不仅没有让欧洲经济如美国那样焕然一新，而且经常误判风险、误用政策，一味寻求稳定的做法导致欧洲经济的明显僵化。在欧洲官员看来，欧洲相比于美国，因为有稳定意识形态的护佑，不易遭受美国那样的非理性繁荣与不稳定。欧洲央行奉行的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的超然政策，让人们对这样的银行机制怀抱过高的期待。但同时超然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欧洲央行，很难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因此，欧元区任何国家一旦遭遇金融/ 经济危机，它也只会守持稳定意识形态，而难以对之进行有效救助。至于欧元区各个国家视为公共政策工具的银行，由于政府总是偏好授信于与自己关系良好的企业，很容易将资金引向衰退的产业。欧元区银行太多，常常在国内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弱化了银行的经济功能；一些银行太大，出现危机而让政府难以拯救。加之监管者鼓励银行发挥经济作用，银行也“惯于利用监管网络的空隙”，不出纰漏才是怪事。长期以来，欧元区生产率低下，领袖仅对创新虚张声势，即便有了欧元的便利，也没能促进贸易额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危机未到之时，从政府、企业、欧洲机构到国际机构，会将欧洲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欧元机制。如爱尔兰呈现一波景气的时候，人们便误将其不健全的银行机制视为“超级模范”。
欧盟主要是由德法两国政治领袖与欧洲机构精英推动的联盟，因为撇开了欧盟各国的民众，催生了“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的割裂”。对《欧洲联盟条约》的票决，在法国将近半数的反对，在德国招致的翻转，在丹麦与英国引起的民众反感，都显示出欧洲联盟的步履维艰。尤其是经济称雄欧洲的德国，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二战”后的那种道德愧疚感，且几乎将德国心愿视为欧洲心愿，将统一德国看成统一欧洲，因此在法国衰落的情况下，其实仅仅是在照顾法国的情面下，独自发挥欧盟领导权。欧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未成为团结旗帜下联合各国力量共谋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事实基础。在此情景中，科尔执意将“*腐败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意大利强拉入伙。施罗德继承科尔遗产，不仅接受了欧元平静落地的事实，而且自觉强调欧洲的政治觉醒，吁求欧洲的政治联盟，不过他的实际行动甚少。因为在一些发展节奏相当不同的国家间建立欧洲联盟，人们必须不断与裂变取向斗争才能维持这个共同体。像企图寻找“外部驻锚”的意大利、希腊，其实指望的就是获得来自外部的稳定机制、增长动力，而对内部日益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任由腐败与停滞共存。面对超国家组织欧盟的扩展，像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或强或弱的抗拒，似乎对大局没有影响。
2008 年金融/ 经济危机，直接击碎了欧元/ 欧洲联盟的神话。从书的第五幕到第八幕，莫迪对欧元遭遇的全面危机进行了跟踪性描述与分析。这次金融/ 经济危机，一般称为美国次贷危机。莫迪对之做了校正：危机实际上始自德国工业银行在美国股市上的投机。*初，美国监管者不以为意，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就认定，次贷危机不会对整个经济构成威胁。但美国一旦发现次贷危机对经济构成巨大冲击，便迅速地采取了救助措施，不断降低利率，大力刺激经济。相反，欧洲央行却迟迟没有动手，丧失了“以及时的一针来节省九针”的宝贵契机。在这一波危机中，美联储的悲观与欧洲央行的乐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欧洲央行这一不当反应，不是没有人批评，但正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所说：“我听见了，但我没有听进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方面认为，这是美国的危机，而不是欧洲的危机，并且认为美国一向鲁莽。但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结果，却窒息了经济生机。尤其是逆势提高利率，更是阻遏了经济复苏。“欧洲央行慢了不止一步。”希腊的倒下，不仅显示欧洲央行稳定经济的功能丧失了，也表明了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引擎的德国的自利取向，对欧洲联盟三心二意所具有的危害。危机中的欧洲不断泛起欧盟内部的排斥性声浪，只愿成熟国家加入欧洲一体化的吁求不绝于耳。
希腊退欧的呼吁，让危机中的欧元区一向高喊的团结口号显出虚伪。接踵而至的是爱尔兰自救，葡萄牙、西班牙的渴望救援，以至于在政治家黔驴技穷的时候，竟请出技术官僚（一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央行任过职的人）出任政府首脑，以对国家进行专业救治。这使欧元区的深深裂痕难以弥合。德国内部的民意分裂，一直不愿意为欧盟承担经济付出责任的民众，对政治家造成巨大的民意压力。虽然欧盟一直就是精英主导、忽略民意而运作起来的，但民意对主权时代、民主政体中的民选政治家所具有的压力可想而知。这让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撞车：欧洲领导人认准必须少做事以求自保，各个国家则八仙过海，受援国的挣扎令人侧目；欧洲央行在利率微降之后急忙退缩，再次陷入“通胀上升有方案，通胀下降无措施”的窘迫。国家人与欧洲人渐行渐远，以至于欧盟事实上已经分裂为相斥性的几块：德国是中心，法国仅为装点，芬荷势成德盟，余皆可有可无。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央行、欧元集团仍然在为联盟声嘶力竭号召，但各个国家似乎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僵局。尤其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长期经济政治失范、暮气沉沉，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无望，高学历人群纷纷移民，像英国那样脱欧似乎是早晚的事。而西班牙大致也陷入了同样的处境。
经此建构、危机两段历史叙述，莫迪在“*后一幕”中呈现了一个“衰落与分裂的欧洲”。今日的欧洲联盟，事实上已经分裂为很难有效整合的南北两个集团：北方国家如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成为金融安全度高、经济表现良好、给青年人以希望的地区；南方国家如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则是一些金融安全度较低、经济表现不振、青年人无望的地区。前者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强，成为“坚强的国家”；后者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弱，堕落为“疲弱的国家”。前者正是人们面对欧盟生发“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的根据，后者则是人们面对欧盟发出一阵阵浩叹的原因。
南方国家不是没有亮点，曾经都有过经济增长的亮丽记录。法国长期是欧洲的北方国家，其衰落尤其令人兴叹：政府的高支出、公司竞争力不够、教育软肋、既得利益集团的阻遏、精英与大众的严重疏离、拒绝善意批评、失去年轻人支持、对统制经济的迷恋、不顾国力与德国的暗地竞争等等，注定了法国国运的低迷。其他南方国家与法国的情况大同小异。而德国人高谈阔论自己对欧洲的责任与义务，但其实“在经济上绝缘，在政治上远离欧洲”。而近期大规模接受中东难民的做法，更是冲击了欧洲本就不稳的社会秩序。默克尔在东德的个人经历让她无法善处情感与政治的关系，加之德国经济依赖成熟但渐显落伍的产业（如汽车制造），因此，德国事实上已经很难发挥欧盟引擎的作用。当新近加入欧元区的东欧国家与“北方国家”一道抵制南方的金融援助需求时，欧盟的经济政治联盟前途堪忧：在一个强有力维系欧洲一体化之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退潮的情况下，泛欧主义似乎缺乏新的精神支持。“‘在多元中统一’的舆论依然流传，但它有悖于各国政治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欧洲大一统的梦想，事实上已经幻灭了。
莫迪的叙述与评断，看上去颇有一些反对欧洲统一的意味。但他明确声明自己的“泛欧主义立场”，绝对无意讽刺欧洲联盟。面对业已陷入长期危机中的欧元区，他在“九幕剧”以外，以预告性的“两幕剧”来终结自己的欧元/ 欧洲危机论述：一幕是，继续追求“更多的相似性”基础上的欧洲统一，但一定是“困难重重，充满挫败，给经济和政治带来更多的损害”。另一幕是，承认“‘更加欧洲’的趋势无法解决欧洲*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促成一种去中心的欧洲竞合局面。“他们删除了既没有经济效益，又导致政治腐败的行政上的财政规则，转而依靠金融市场来实施财政规则。民族国家重申了自己的主权，更加碎片化的欧洲却激发了创造的活力。国家领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重建以教育为基础的技术实力，这为长期增长提供了动力，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每个国家都竭尽所能，具有活力的去中心化竞争局面由此形成。”这是一种新的欧洲智识共同体，而不是基于联合共管的官僚机构建制，以杜绝欧洲机构，尤其是欧洲议会议员们尸位素餐的表面统一功夫。让德国退出欧元区，免于对欧盟的帝国化支配；让意大利退出欧元区，以便起死回生。他为此虚拟了默克尔的一个演讲，将一些关乎欧洲前途命运的主张灌注其中，并由此烘托出一个新的欧洲认同：“欧洲的身份认同不能继续被财政和货币规则所定义，它们所强调的是精明和稳定，而贯彻这些规则的却是一些没有责任感的官员。相反，一个现代的欧洲智识共同体可以通过自发的互动孕育出共同的审美和智识追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身份认同。”欧罗巴合众国的大跃进式一统，可以休矣！而坚持开放社会价值、尝试国家间良性竞争的新型泛欧主义亮丽登场。
一幕幕闪过，可知莫迪的《欧洲悲剧》，当然不仅仅是想循时间线索描述一下欧元区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处置不太得当而已。很明显，作者意图通过这样的描述，深度展示一个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何融合，并寻求更好的互动与发展的国际机制的成败枢机。
欧洲真要推进跨国大一统的政经建构，按照已经上演的“九幕剧”来讲，起码需要实现难度极大的几大整合才有可能。在主权国家之间建构超国家的巨型组织，是一个极其考验政治智慧与组织技巧的复杂事务。欧盟的建构，欧元区的金融经济事务协调，是民族国家时代首次依赖实体性组织处置超国家组织运作事务。但是，民族国家的界限岂是那么容易打破？莫迪对欧元悲剧的叙述，一再展现出推动联盟的核心国家（如法国、德国）的深重心机。

此外，以国家为单位的超国家组织，在建构上需要先期整合国内各阶层间的力量，满足与其他国家进一步整合为一个共同体的先决条件。法国本是欧洲联盟的核心推手之一，但由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任总统大力推动的欧洲联盟，却遭到法国受教育较少、职业不稳定、社会地位不高的底层群体的抗拒。在法国批准加入欧洲联盟条约的投票时，45% 的反对票已经显示民众对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的反感；而在欧洲宪法投票的时候，他们与精英群体的歧见更是直接以否定法案摆上桌面。至于希腊、意大利在遭遇危机时，诉诸国民投票表决的紧缩政策，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欧洲领袖以开明专制手段而孤芳自赏地脱离大众推进一统的时候，法国、丹麦、意大利、希腊给欧盟政策以否决性投票。在欧洲联盟无法为国家带来好处——北方国家认为自己是在为欧盟承担额外义务，南方国家则认为其发展自主性受到严重抑制——的情况下，民众对之的排斥只会愈来愈强，这也就只会增加联盟的难度，延缓联盟的进程。

至于欧洲联盟在政经间相互整合的缺失，就更是莫迪一再抨击的联盟缺憾。欧洲联盟的*终目标本是“欧罗巴合众国”，但起步则是欧洲货币联盟。后者是莫迪笔下的一个不完整联盟。不完整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结构上，它仅仅是一个旨在维护货币稳定，尤其汇率稳定的联盟机制，既没有财政联盟给予支撑，更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在功能上，它仅仅需要稳定汇率，而不用致力提高就业率。按照常识，没有政治联盟，就“不可能建立必要的财政保护措施，货币联盟会非常脆弱，无法维持”。但设计这一联盟形式的维尔纳委员会却认定，不完整的货币联盟给成员带来的不安定会迫使成员国积极寻求政治合作，从而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获得重生。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根性上的缺陷竟然被认作是结构上的优势。事实证明，纯粹的经济，尤其是货币联盟，在遭遇危机的时候，绝不能催生成员国之间的有效合作；而在平常情况下，它又难以发挥提高生产率、促进贸易、推动繁荣的功能。这正是欧洲货币联盟无法像美国财政制度统一下，对需要财政支持的州发挥转移支付功能的缘故。而欧洲不完整的货币联盟之下潜伏的国家私利算计，就更是瓦解这一联盟功能机制的一大因素。

环顾今日世界，何止欧洲有这样的大一统理念与实践。为人们所熟悉的泛非主义、大亚洲主义、泛美同盟之类的设想与尝试，同场而在，悲剧连连。原因无他，正是因为这些地区像欧洲一样，都不约而同地看低了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小瞧了税收、财政、政策的主权归属韧性，忽视了民族国家间良性竞争对它们之间的合作发挥的能动作用。因此，这些联盟尝试，也大多陷入了像欧盟一样的困境。莫迪在书的*后对新欧洲认同的建言，对这些致力建构跨国家或超国家机制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此而言，欧洲仍然是一个今日世界向何处去的先锋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