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审罪犯时的常用话，“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声音在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力量、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春信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自然地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更为猛烈的打倒声和更为残酷的揪斗。为了避免这种揪斗，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里不安全，他住过工厂的工人宿舍，农村的生产队房，新光照相馆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冲击的要害部门——供电所的配电室和劳改队的办公室。不管走到哪里，朱春信始终被一种恐惧、烦恼和羞耻的心情袭扰着，他时时为自己的北宁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同这种躲躲藏藏的诡谲行迹之间的矛盾感到难受。“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这样！”朱春信想，“如果被对立派逮住，那是性命难保的呀！乱透了，乱透了，这是一出什么戏呢！”他暗地里发着牢骚。《人民日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哪有革命领导干部怕群众的呢？”朱春信也暗地里骂过这种论调：“不怕？这些秀才们，说得倒轻巧，你们来试试看！”口吹进来，室内的灯光投射在窗外老杨树摆动着的叶子上，犹如一簇簇银色的光波在晃荡。那些架在高大建筑物上的彼此对立的高音喇叭，不知是因为播音员嗓子哑了，还是因为扩大器的电子管需要休息，现在都没有播送“严正声明”和“**强烈抗议”，也没播送“语录歌”和“三忠于”歌曲，这就使朱春信的新居显得安适、静谧了。　　一直陪伴着朱春信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凤翔拉上窗帘，对朱春信苦笑一下说：“我们今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可能。”朱春信用手指甲来回划着他那多日没刮的方下颏，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不过，万一有了麻烦，我们住在二楼，退路……糟糕！”　　林凤翔不到四十岁，是市委领导很喜欢的干部。他不仅能给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出许多有用的点子，也能为领导的饮食起居做周密的安排。而这一切又都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不出格，不逾矩，彬彬有礼，恰到好处，即使*严格、矜持的领导，也都乐意接受林凤翔的巧妙安排。他和朱春信虽然是下级和上级，但“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成了患难知己。朱春信担心的事林凤翔也想到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还是有办法使领导宽心的：“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至少今天晚上……”　　“砰砰砰……”有人敲门了。　　林凤翔把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咽了下去，脸色陡然变了。朱春信眼盯着门口，头脑中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判断着深夜到来的敲门人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除指挥部的有关头头和几个可靠的工作人员外，别人是不知道的。而指挥部的头头已有言在先，今晚不来了，明天才接他们去开会。那么晚上来的是谁呢？会不会是“红联”派跟踪追迹呢？碰上这样的情况就糟了。　　“砰砰，砰砰……”门还在敲着。　　朱春信想找个地方躲一下，可是屋里没处可躲：天棚上没有气眼，床底下藏不住人。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林凤翔一下，“答应不答应？开门不开门？”林凤翔瞪着失神的眼睛没有良策，想到自己可能跟朱书记同归于尽，心里冷得发颤。　　“砰，砰砰！”门还在敲，并且加重了分量，敲门的人不耐烦了。　　看来不开门是不行的，朱春信无可奈何地向林凤翔使了一个眼色。　　“嗳……呵……听见喽！”林凤翔做着一个刚刚醒来的声调答应着走到门边，“谁呀？”他的牙关在发抖。　　“快开门吧！”门外一个青年人回答。　　“自己人。”又一个青年人说。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经过辗转迁徙，一天夜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座办分楼，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放了两张床铺，没有蚊帐，被褥像是从来没有拆洗过的，白被里呈现暗灰色，摸一下还有点滑腻发凉，散发着一种霉味儿。即使这样，对于整天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朱春信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避难所了。好在九月的夜晚虽然薄带微寒，但并不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