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中国-十八位外国人在中国

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我在中国生活的前十年一直挣扎着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很痛苦……那时候要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受访者：Joe Carter　　年龄：50-60岁　　国籍：加拿大　　到中国时间：25年　　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中央戏剧学院新校园的主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食堂等已落成，从2012 年秋季部分师生已经在那里开始学习生活。整个校园将有14 座建筑，规划的核心不是“气派”而是“人气”，校园像一个充满了活跃的街道、院落和广场的小镇。一条小河贯穿其中，河里养了一群鸭子并有木船漂着。未来之星们在光影流溢的空间中行走或私语，这无疑是中国*养眼的校园之一。　　加拿大建筑师乔卡特是它们的设计者。　　乔的另一个已经建成的建筑项目是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现名“铂郡”。　　到中国25 年了，这个建筑师说这25 年中的前10 年，他都在想尽办法留在中国。曾经，“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麦吉尔大学里的中国杂技团　　遇到乔是在巴哈伊教的聚会上。带我去的朋友得到了一本乔的签名新书，我好奇地问我也可以得到一本吗？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是不认识的陌生人——那个聚会基本上大家都彼此相识，他只停顿了一瞬，便冲我微笑，用中文问：你刚才介绍自己也是从加拿大来的吗？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签字笔，在书上签了字，递给我。　　那本书名是《广厦》，封面上的照片，沉静智慧，和他本人一样。　　采访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外一个星巴克咖啡店，据说离他的公司很近。乔准时出现，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包，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和我打招呼，然后伸出手，握了一下。他说汉语比较慢，似乎每字每句都在斟酌，而且会一直用眼睛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全没有很多外国人说汉语的炫耀表情。　　正式采访前，他问我：“我可以说英文吗？有一些深层的东西，我要用英文表达才更准确。”他想准确而真实地讲述在中国25 年的故事。　　从到中国开始，乔就写日记。偶尔他还会回头翻看这些日记，所以很多细节他记忆犹新。　　1965 年，乔卡特在加拿大著名学府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建筑学院读书。此时隔壁的美国正在越战，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乔的父母都是大萧条年代的过来人，还经历过*艰苦的世界大战，所以他们极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过上一种和平的生活。在这种保护下长大的“婴儿潮”的孩子们，反而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充满了反叛精神，有着比上一代人广泛得多的世界观，他们关注东方，对佛教、道教都感兴趣。关注毛泽东、赤脚医生，更左翼的青年憧憬社会主义。这一群加拿大孩子和那些美国反越战的青年一样，崇尚自我，反对战争，不安于现状。　　乔在其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青一名。　　那个年代，还发生了人类**次登上月球这样的大事。年轻人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的基督教影响，同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地球是这么小而孤单的星球，而在这么小的星球上的人们——我们都是人类呀！”他觉得，全体人类都应该是一个整体，一个世界。乔洞察到自己内心的孤独感。　　“我感觉到我在大学学习的建筑设计主要是为有钱的客户服务的昂贵项目。”他当时认为，“不服务穷人阶级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不但如此，他还从大学退了学。他想了解整个社会的底层是如何生活的，决定离开校园一段时间去看看世界。　　开始他准备去南美，但没有成功。于是他转而到加拿大*偏僻荒凉的西北特区，包括在北极圈里的耶洛奈夫、贝克湖那些人迹稀少的地方，乔的大部分时间都和穷人们一起度过，“很穷的人”，他说。　　在那些小镇乡村的路上，他经常站着搭顺风车。他穷得叮当响，“那算是社会教育吧。”他微笑，沉浸在回忆中。他整整游荡了三年，并认定自己是在寻找真理。　　在离开麦吉尔大学之前，有一件让乔卡特至今念念不忘的事：一个来自中国的杂技团到大学表演。他们之所以选择麦吉尔大学，是因为这是白求恩的母校，他还曾在这座大学当教授。　　那时，乔和大部分加拿大人一样，并不知道在中国鼎鼎大名的白求恩大夫是谁。　　杂技团的到来，让大学生们奔走相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从新中国来的真正中国人是什么样，尤其当时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只听说过种种奇怪的消息，无法想象那个国家的样子。　　清瘦、文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的青年乔也混在人群中，他双手插在细腿卡其布裤子的兜里，貌似不经意。为了向白求恩大夫致以特别的敬意，这场特殊的演出是免费的，却没有合适的场地。所有观众都站着观看。　　杂技团表演的都是一些传统节目，顶碗、叠罗汉、柔身转桶，还有一些学鸟叫的口技表演。看似平静的乔，镜片后泛起闪烁的水光，他从未看过这样的表演，这是从古老中国、红色中国来的人们，他们的表演“具有嬉皮士的风格”。人群沸腾了，他们拼命鼓掌。表演结束时，年轻人跳起来，一拥而上拥抱这些神奇的表演者。乔也在其中，他拥抱的那个中国青年似乎没有准备，描着重妆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惊讶的表情。　　“那些演员都有点受到了惊吓。”二十多年之后，乔坐在北京CBD 的一个咖啡店里缓缓地说。午后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柔和宁静，他告诉我，就是这个杂技团让他对中国的轮廓稍微具体了一些，并让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这个杂技团到底是中国国家级的杂技团还是地方级别的？是不是还到过其他国家巡回表演？这些年他一直想知道这些问题。他甚至写信询问过麦吉尔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大家都记得那场神奇的表演，却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请我帮他寻找这个杂技团的细节。　　天大校园中的梁祝　　游荡三年之后，乔又重新回到校园。毕业后，他结了婚，并搬到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省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他没有忘记杂技团带给他的“中国”。　　自1974 年起，他开始订阅《中国画报》。“当时我是纽芬兰唯一一个订阅中国杂志的人。”他有几分自豪。那份杂志虽然面对海外，但只有很少的英文。那时，它还在传递批林批孔和各种大丰收的消息。　　乔请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学生教他汉语，“过程很长很痛苦而且还很难，不是很成功”。但是，他认为自己尽力了。他当时的妻子对中国没有那么感兴趣，也不愿意去中国。1984年，这份婚姻结束，乔就想“好了，我现在要试着去中国了”。　　他终于找到了门路，麦吉尔大学有一个国际交换项目，有人刚从中国回来。他告诉乔，中国有所大学有一个课程，教授中国古典建筑——但只为外国建筑师授课。乔马上给天大外办写信，问是否可以参加这个课程，他很快得到回信，可以。　　乔凭着这封回函拿到了中国签证，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天是1985年5 月20日。　　课程只有3 个月时间。但乔微笑着说，他那时已有留下来的决心，所以他带着名片和简历，来到中国，讲授关于圣·约翰斯的建筑和他的城市规划史的讲座。　　一个美国大学建筑教授把自己的学生都带来参加这个课程，和这些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们一起上课让乔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经38 岁。他们不但一起上课，还共同设计了一个中式花园。　　“我想找到一个能留下来的方法，或者让我在这里待得时间更长一点。”但他又不希望直接和天大的老师们申请，因为他害怕“他们尴尬我也尴尬”。　　终于，一个叫靳其敏的教授的出现带来了转机，“他很有名，今年已经八十多了”，乔回忆道，“他问‘你能回来教书吗？’”乔心花怒放，他盼望的那扇门已经打开了。　　他回到加拿大处理杂事，加拿大对他来说再无牵挂，告别一段婚姻，卖掉房子，甚至连养了很久的猫也去世了。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走了。似乎有一去不返的决心。　　但天大只和他签了一年的教书合同。第二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续签——因为他们只有钱请英语老师，他们没有钱请建筑系的外教老师。尤其，其他院系也有抱怨，像化学系和工程系，他们也想要外教。所以第二年，乔是拿着半薪，做全职工作。　　天大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00 元人民币，半薪就更少，这让乔入不敷出。即使是这样，到第三年，他连这份半薪的工作也拿不到了，除非他答应在大学教英文。“但是我不能教英语，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师！”乔有着自己的清高。　　第三年，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然后终于拿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一份工作——那是一个政府机构，国际发展机构。　　第四年……似乎每一年，他都在为怎么留在中国发愁。　　“很痛苦。”他说，“关于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怎样找到一个要我的单位，那样我就可以有个签证，可以在这里生活并待在这里。我不能老是个游客，我必须得工作。工作很难找。”　　一个中国人不可能想象，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个加拿大建筑师苦苦思考如何留在中国。而他在加拿大可以至少拿到三四万加元工资。当年，那相当于12 万人民币，1985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那时，天大的校园还架着大喇叭放音乐和广播。一天，走在校园里的乔听到了一首动听的小提琴曲，他突然僵在原地无法动。　　曲子太美了。他含了泪，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对，我在家，另外一种家。”乔告诉自己。　　那是秋天，已近中年的乔入乡随俗地穿着毛衣和藏青色西裤，身后是渐黄渐落的树木。他在突如其来的一段中国音乐中再也移动不了脚步。　　他后来知道，那是著名的《梁祝》。　　……